潮汕地区佛教信仰源远流长，但潮汕人的佛学著作并不太多。民国以来，一些著名文人、居士留心佛学，也有一些佛教著述问世。饶宗颐之父饶锷作为民国时期岭东的旧文人，虽然去世较早，从他留下的著述中，仍可发现这位著名学者在佛学方面的深厚素养。

一、亲友早逝影响学佛
    饶锷(1891—1932)，字纯钩，号钝庵，潮安人。博学多才，英年早逝，晚筑蒪园，自号蒪同居十，著有《蒪园记》，园中有天啸楼，藏书数万卷。饶锷是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后毕业于上海法律学校，曾被选任潮安商会公断处长。饶锷相关著述有《<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天啸楼集》、《慈禧宫词》、《饶氏族谱》，等等。
    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动荡不安，潮汕地区也不例外。围绕饶锷，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旧文人圈。然而，饶锷的亲朋好友多有早夭的。社会动荡、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种种因素，迫使很多人皈依佛教，饶锷也不例外。饶锷友人、澄海文人蔡心觉撰有《心经述义》。—九二一年，饶锷在《心经述义序》中，表达他和蔡心觉相似的遭遇，此文载入《天啸楼集》卷一：
    “去年余丁外艰，梦蝶之先人亦后二月捐馆舍。未几，其仲弟义不幸早蚤夭，而余兄亦于是时以疾卒，是余之与梦蝶，微独业同，学同，其身世之遭逢复相同也。大人世生死聚散，苦乐忻戚之故，余与梦蝶既熟睹而躬验之矣。”
    上文的梦蝶指的是蔡心觉。一九二七年，饶锷在《答胡孔昭书》中，再次感叹：
    “先子服未周期，家兄又奄尔下世，数月之间，死丧相接，百务集丁一躬，彷徨莫知所措。自锷有生三十七年，遭家不幸，悲哀惨痛，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盖吾同母兄弟三人，今惟锷一人存耳。”
    《答胡孔昭书》载于《天啸楼集》卷二。年仅三十七岁，饶锷的父亲就早逝，饶锷的同母兄弟三人只剩下饶锷一人。家庭成员连遭丧亡，这样的打击对饶锷自是非同寻常。
    《天啸楼》卷三载有《郑蕃之墓志铭》，此文提及饶锷企图用佛教理论，劝慰好友郑蕃之的情况：
    “今年秋八月，友人郑蕃之白南洋以书抵余，言四月连丧二子，远客海外，悲不自胜。蕃之体故弱，余惧其哀以致疾也。于是为录韩退之东野失子诗，并举佛氏因果轮问之说以广之。既而蕃之果以病，旋里就医。余闻，驰其家探视，至则见蕃之貌枯瘦，骨立，意志颓然。然遽谓余曰：‘吾病万一不起，敢以志墓之文为请。’余惊其语不祥，漫以他辞慰藉，而心甚伤之。然犹冀其当不至于死也，越数日，而蕃之竟死矣。悲夫!”
    《天啸楼集》中，还载有《仲兄次云先生行述》《亡妻蔡孺人墓忐铭》《兄女阿圆圹铭》《冯素秋女士传达室》。单从这些文章的篇目看来，就不难发现，饶锷的亲友中，早逝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包括饶锷本人，后来也是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二岁。
    饶锷一家，以及饶锷的人际交往圈中为何屡屡出现惊人的早逝?这是值得探究的。据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岭东战争频仍，饥荒、瘟疫流行，加上医疗事业落后，人命真如草芥。正是因为饶锷一家、饶锷人际圈中出现普遍而惊人的早逝情况，饶锷对于佛教情有独钟，希望从佛教理论中得到解脱，这也是中国旧文人的正常心理。
    二、人际圈的居士特色
    饶锷禀承家学，早年就学于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和上海的法政学校。岭东同文学堂曾是温丹铭执教的地方，温氏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有相应佛教著作出现。上海法政学校的胡孔昭对饶锷的早年也有一定影响，胡孔昭本人留心佛教。饶锷的兄弟饶宝球，友人蔡心觉、王弘愿在佛学上较有造诣，这些人或多或少影响了饶锷。总而言之，饶锷人际圈的居士特色是十分明显的，以下就上述五人的情况说明之。
    其一，关于饶宝球：
    饶锷在《仲兄次云先生行述》称：
    “兄讳宝球，名孺雄，字次云，晚自号二如居士。生而竺孝，貌癯削，奕奕有英气。年十九，以制举，文有声于时，应县府试，皆获前列。会科举报罢，不得博一衿，人皆为惋惜，而兄殊适然，未尝介怀。寻度海至香江，习英文提苑书院，以非其好，数月竟归，遂绝意进取，佐家君，权子母市肆，以勤敏称。兄性嗜学，身虽劬劳，而手不释卷。又工为管弦丝竹之声，初读《文选》，苦其字难猝通，乃刻意治小学。”
    从上节的记述看，饶宝球是典型的旧式文人。特别对于小学很有造诣。英文和治学本来并不矛盾，从饶宝球不喜欢外文一事看来，他的天赋明显在传统文化方面。《仲兄次云先生行述》另述饶宝球和佛学、饶氏兄弟惺惺相惜的情况：
    “兄晚岁喜浮屠氏言，习法相，持名号，与开元寺僧怡光善，所著有《说文旁证》一卷、《金刚经答问》一卷，片词碎义藏于夹未编篡者，又可得万余言，然皆非其至深博可传世久远者，盖蓄于中而未出也。兄长锷四岁，体素羸，善病。锷少待兄读，为文章辄就兄评可否。其抚视锷，友爱尤笃。迨锷长，游学四方，与兄常违离。甲寅以后，始家居相依，辄夜聚首，剪烛品骘术业，畅论字书、音韵源流及文章声病，漏三下乃罢，以为常。兄初病痢，旋下血不止，缠绵匝月，遂困，不能支。病中惟喜锷侍左右，偶暂离，则形不怡色，故自兄疾，锷晨夕入侍，扶掖伺应，不敢少懈。”
    从“习法相，持名号”的情况看来，饶宝球研究习过法相宗，并有净土念佛之举。《金刚经》是义理复杂的佛经，全书主要说“空”，一“空”到底。从饶锷所述的“盖蓄于中而未出也”看来，饶宝球的佛学造诣不同一般。特别是在民国时期，潮汕地区研习法相者很少，这是饶宝球很值得注意之处。从《仲兄次云先生行述》叙述来看，饶锷和饶宝球经常交流字书和作文，但没有指明饶宝球在佛学方面对饶锷的具体影响。
    关于饶宝球，还有曾清河《读次云先生行述书后》可为证，此文录自饶锷《潮安饶氏家谱》：
    “余读饶君纯钩《次云先生行述》，竟掩卷黯然，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沾襟袖。冥想次云所以夭，其天年之故。虫声唧唧，醒然顿悟。噫!吾知之矣。天地生才，数百年而始一遇，数千年而始一遇。孔子曰：‘才虽不其然乎。’次云之才，间世一出之才也，纯朴贞固，如玉蕴于山，守真抱朴无华彩光。与人交，讷讷若不出诸口。每遇风晨月夕，至契良朋，倾其平生素抱，文章经济，娓娓动人。弱冠颖迈文坛中，独树一帜。清鼎革，时事日非，走香港藉习英文，其实次云当无可奈何之日也。从此退隐家园，斋心选佛，托迹谈禅，古人所谓市隐者非欤?”    
    曾清河是饶锷邑人，对于饶氏兄弟了解较多。从《次云先生行述》、《读次云先生行述书后》两篇文章看来，饶宝球天赋很高，但不擅才口才。饶锷作为饶宝球兄弟，对其兄十分尊重，兄弟经常讨论学问。由于饶宝球对于佛学的重视，饶宝球对饶锷的佛学志趣的影响是可能的。
    其二，关于胡孔昭。
    饶锷在《答胡孔昭书》，这样提及：
    “欲求如往时之逍遥，自适纵吾意读书，不可得矣。一切法如幻，此释迦所说经言也。由假说我法，此菩萨之大论之辞也。锷治内典多年，于世间虚妄，诸法皆空，岂不了知。特器根浅薄，业重障深，既不能决然摆脱缠锁，则浮沉世网，自不能不同众生随缰耳。……因果报应之理，终不诬也。忆曩者受学沪江，同舍十余人，惟兄于我最厚扶掖，涵育无所不至，亲呢之情，有逾骨肉。后虽离群，复时聚首，而兄家贫，不能不衣食奔走四方，又尝一度与锷意见相左，遂致形迹稍疏，往往一二年始一晤对。”
    “兹复以先人之故，来书存恤，锷今者固不足齿于人数，而身匪木石，见此故人之书，宁不追憾前尤而感激滋零者乎?足下近来仍茹素否，道书、释典可有余力涉猎否，均所系念。锷精神犹昨，惟老态日增，得暇兀坐养心而已。间有一二故旧时相存问，亦聊慰藉。”
    从上信看来，胡孔昭是饶锷在上海时读书时的室友、同学，胡孔昭对于饶锷早年帮助较大，后来可能因为两人意见不同，交往变疏。“足下近来仍茹素否，道书、释典可有余力涉猎否，均所系念。”说明胡孔昭喜欢佛、道二教。胡孔昭对于饶锷的影响主要是早年。
    饶宝球、胡孔昭之外，饶锷交往圈中对佛教用力较勤的有温丹铭和蔡心觉。以下列举二人情况。
    关于温丹铭：
    据《大埔县志》：温廷敬(1868—1953)，字丹铭，今百侯镇白罗村人。少年时聪颖勤学，时学子多攻读帖括之学，而他独致力经史互证，无意科名显世。旋进潮州韩山书院，从院长温仲书和游，为学益进。后值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仲和、廷敬均受聘为教习，他主讲中国历史，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学生。在其教导之下，成就卓著的有潮安饶锷、兴宁饶景华等。
    温丹铭虽是梅州地区的客家人，但因为长期居留潮汕地区，又和本地文人交往较多，故温丹铭往往列入潮汕文人一类。温氏是著名方志学家，涉及他的佛学著作有：
    [明]道态撰，温廷敬编录：《弘觉禅师诗文钞》，稿本，民国四年(1915)，一册，线装。弘觉禅师俗姓林，号木陈，大埔湖寮人，明末清初名僧。《弘觉禅师诗文钞》文风古奥，有序、书、传、碑、墓铭，诗各体30余首，含酬赠，岁时，游踪，题咏之什。
    [唐]释宝通撰，温廷敬校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校正本》。《潮州志》载饶锷称：“日本明治间，彼国藏经院辑刊续藏经中，经部第四十二函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释义》一卷，首题唐潮州灵山寺释宝通撰，盖即海阳县志著录之本也。”
    温廷敬辑：《校刻九僧诗集》，稿本，民国四年(1915)，一册，线装。《汕头市图书馆潮汕文献书目》有载书目。
    关于蔡心觉：
    蔡心觉：是潮安人，著《心经述义》，有排印本，本书《潮州志•艺文志》著录。《心经》全称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经在佛教三藏中的地位非常，就相当于释迦牟尼佛的心脏一样。心(梵文hrdaya)，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是出自本经。
    民国十三年(1924)，蔡心觉为饶锷的《潮州西湖山志》作序，提及，“自交先生，始识治学途径，时时假其藏书读书。”据此看来，蔡心觉和饶锷在学问上的关系较为密切。
    三、佛学造诣和成就
    饶锷去世很早，据他本人自述，他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潜心国学典籍。饶锷究竟读了多少佛书，很难估计，但他为友人蔡心觉《心经述义》写了序文，文中称：
    “吾于两来诸经，盖尝读《华严》矣，四分四法界，事事无碍，当处现成，所谓顿而能圆者也。义尝读《楞严》矣，七处妄计，一一无非颠倒戏论，而归极于心，言皆所谓渐而能通者也。又尝读《金刚》矣，三谛三观，依以了彻一切法性无性，所谓开权显实者也。最后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廖廖止二百余言，非顿非渐，亦圆亦通，权耶，实耶，显耶，密耶，义蕴而旨趣无尽。六百卷般若妙谛摄于斯，三世诸佛心法赅丁斯。……吾友蔡梦蝶学佛而有得者也，病今注之，蔓而苦疏之简奥也。奋然执笔，屏人事，尽十日之力述是义，而授余勘定。余读之，喜其能折衷群言，明白透切，可通乎俗也。则信乎梦蝶之于佛果有得矣。”
    《心经述义序》很是简短，上文中饶锷仅列举了四部著名佛经《华严》、《楞严》、《金刚》、《心经》，并就四部佛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此推测，著名的佛经，饶锷基本是看过的。
    《答胡孔昭书》提及，“锷治内典多年”，内典即是佛经。饶锷治内典和其整理国故、乡邦文献的用意分不开。
    关于饶锷的佛学的具体成果，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可兹证明。
    其一，饶锷列举四条理由，对于唐代地方大颠祖师《<心经>注解》进行考辩，以为大颠的“注解”并非伪作，此文载于《报郭辅庭书》，文见《天啸楼集》卷二：
    “闻执事近得人颠祖师《<必经>注解》于续藏经中，将以雕板，旋以印光法师审定为伪而罢。敝邑王弘愿居士《跋<灵山正宏集>》，亦引此以为伪书，若仆愚见，则甚以为不然也。夫颠师之有《心经释义》一书，载在志乘，流传已久，考唐人解经，如法相、真言两宗，书多亡佚，晚近始从日本搜复旧观。颠师此书，亦犹是也。谓此书为伪者，则作伪者当为日人。颠师为一方大德，并非三界宗师，日人又何苦为南方一大德作伪书乎?此应明辩者一。印光法师谓书中引夹山语，夹山后颠师四十年，以此为伪造之确证。考夹山行辈虽较颠师稍晚，然年实相接。夹山九岁出家，为元和八年，颠师卒于长庆四年，寿九十有三，注解一书，或师晚年所撰。其时夹山已该练三学，上堂示众，不得谓后颠师四十年也。此应明辩者二。至弘愿居士为禅宗不立文字，故禅师鲜著书者，迨至五季，永明寿禅师始以百卷之《宗镜录》闻。颠师于六祖相距甚近，理不应有此。不知永明之前，禅宗如玄觉、慧海诸师咸有撰述，即五祖亦有述《最上乘论》一卷。六祖且亦尝为《心经》作注矣，岂以彼诸书亦皆后人伪造耶?此应明辩者三。若以注中文意支离，遽断其伪，此尤不可。以韩公颠师三书，晦翁则谓非退之不能作(永叔亦有此语，以后人谓欧跋为伪，故不引)，东坡则谓其词凡鄙有类奴言。朱子、苏公皆一代文宗，而见解抵牾如此，况书经千载，文字讹误，固所难免。即以基师各种经论大疏言之，名句文身之间，其错简者亦多矣，后人于此不细心校读，几何不见其支离也。此应明辩者四。总而论之，吾潮先哲文字之可考者，莫古于赵德吕黎文录此书。文录今已不传，而此书沉埋千载，竟得再显于世，此其可葆贵者，宜何如也?仆于内典夙来精研，然人藏诸宗亦颇涉览。惜颠师此注未尝寓目，故兹所陈，仅就浅显易知者言之。苟执事能将原本见贻仆，则当别为精密之考证，以祛当世之惑也。
    以上川较长篇幅列举饶锷看法，意在证明饶锷的考证功力和佛学素养确非寻常。郭庭辅是澄海人。
    其二，饶锷撰有《<佛国记>疏证》，这是关于佛教地志的考证著作，作于一九二四年：
    《佛国记》即是《法显传》，又名《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大竺记传》，东晋法显撰，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佛国记》一卷，全文近十四万字，全部记述作者公元三九九至四一三年的旅行经历，体裁是一部典型的游记，也属佛教类、地志类著作。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
    一般认为，《<佛国记>疏证》是饶锷未付梓之作。温丹铭有《赠饶君纯钩并序》，此文载入温丹铭著《三十须臾吟馆诗续集》卷五(稿本)，其序称：
    “钝钩，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深合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秋仲之潮，因造访焉，款留深谈，山所著《<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相质，详审精博，盖文人而兼学人矣。喜赠以诗。”
    温丹铭所赠饶锷诗：“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积学金轮富，能文璧等珍。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老我伤迟暮，摩挲两眼新。”
    温丹铭对于“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进行自注：“吾潮向但有诗人、文人，而无学人；宋明义理之学，尚可得数人，若考证则纯无人矣。”温丹铭对于“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也有自注：“君独学深造，不由师承。”
    从上述温丹铭对于饶锷的称赞看来，《<佛国记>疏证》是饶锷整理国学的努力之一。
    其三，饶锷编著有《潮州西湖山志》，共十卷。一九二四十月，《潮州西湖山志》十卷二册由瀛社发刊，潮安梁永吕印刷厂承印，青年书店总发行。樊增祥、于右任题签，温丹铭、丘复、千弘愿作序。《潮州西湖山志》保留了大量的地方佛教文献：
    如卷四关于寿安寺的介绍：
    “县志云，寿安寺在湖山麓，宋州学旧址。初为净慧寺，明万历间，知府徐一唯同郡人唐伯元即旧址重建，改名寿安寺，今废。”
    再如卷十引用《潮中杂记》关于寿安寺钟的介绍：
    “寿安寺故有钟一口，形状、大小、款识与镇海楼钟相同，相传寺毁时，钟移入城，载舟，载舟过平湖。忽风雨暴至，钟竟火所，在舟人相顾失色，或曰堕入水中，今渔者尚能指其处云。”
    再如卷九有无名氏所作诗《赠达上和尚》
    “群魔历尽见天真，到处溪山好结邻。一指禅开狮子伏，千崖月印昙花新。香酥云吐饥前饭，铁脊蒲团醒后身。无用观心观自在，六时幽磬点迷津。”
    难得的是，不仅《潮州西湖山志》保留了不少珍贵的佛教史料，饶锷在志中还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辩，由此可见饶锷的考证功力和佛学造诣，如卷六关于“慈懿人师塔铭”，饶锷录其文科和他本人考证：
    “故僧正慈懿大师，法名惠璋，字子玉，濮阳氏之族也。冲幼出家，二十受具，不数年间，预丁僧正之列。……”
    “锷按：右塔文‘慈懿大师塔’，五字横列，下文共十行，行十四字。慈懿乃谥号，府县志及《宋高僧传》、《五灯会元》俱无惠璋名，据塔文知其俗姓濮阳，濮阳复姓，望出平陵，以地为氏，三国时有濮阳兴，盖高阳帝之后也。僧正，僧官也。《僧史略》云，僧正者何，王政也。白正正人，克敷政令，以比丘无法，设有德望者以法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僧正之官设自后秦姚兴，宋时，州属置僧正一人，掌释教之事。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充之，今日本尚有大僧正，其名以僧正为僧官故。下文云预于僧职之列，受具谓受具足戒也。《行事钞》云，十僧受具，是其例。”
    总而言之，饶锷作为著名学者，在佛学方面的造诣是较为精深的，且其佛学志趣侧重考证之类。可惜的是，饶锷和其兄饶宝球一样，英年早逝。由于离世太早，饶锷不能为我们留下太多佛学著作，但饶锷的佛学成就仍在近代岭东学术史上写下了一笔。饶锷的佛学志趣也影响了其子饶宗颐，后者曾精研大颠的《心经》注释。至于饶宗颐编《潮州志》，其中所收佛教文献和其父的努力也是有关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史学硕士、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