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方百计挤破脑袋甚至花大价钱争当院士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媒体，而公开拒绝当院士的新闻真是罕见的奇闻了。著名海归科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就是一例。饶毅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开表示不愿意成为院士的候选人。也就是说，饶毅公开声明拒绝参与院士的评选。

饶毅曾撰文质疑中国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曾批评科学界浮躁、教授搞关系奔经费不搞学术等问题。他更以自己激昂慷慨的文字在国内引起热议：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我也希望归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共同探索新道路。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欢迎继续批评。中国有时还有退步。比如，我回国后才知道现在有的大学的政治课所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时期还多，十分令人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缺点当然不止这一点。但是，正因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饶毅是海归科学家，他以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身份从美国归国，一度引起国人对海外华裔学者回归祖国的热议。但是，他的落选，却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目前各类评奖中“官员当家”、“潜规则”“资历”“人脉”等等现象。因此，饶毅“不再候选院士”的豪言壮语，就有了某种“抗议”和“不屑”的因素了。

饶毅的落选，究竟是他的资格和水平不够还是其它的原因，相信中国科学界自有公论。但是，面对饶毅义正严词的质疑，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在法国，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学士院跟我国的科学院之类的研究机构完全不同，因为学士院就40个名额，只有当其中一人逝世空出一个位子后，方可补选一人，接替死者坐那一把“椅子”。由于永远是40把椅子上坐着40位院士，法国人因此把这40位院士称作法兰西的“不朽者”。

法兰西学士院至今已经有接近380年的历史了。当年，正是法国封建王朝的盛期，在路易十三治下的17世纪20年代末，常有一些法国文人聚集在孔拉尔巴黎府邸高谈阔论，话题常常涉及时政与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语言。当时的首相黎塞留正欲设置一个能贯彻专制王权意志的学术组织，便决定任命这帮子人为朝廷的学士院院士。院士名额固定为40人，为终身职务，只有当某一院士去世后，空出一个名额，方可再选一人以填空额。

作为官方的学术机构，在封建王朝时期，法兰西学士院归国王保护，大革命后，王权被推翻，该院则改归国家元首保护，当今名义的保护人就是现任总统。

在法兰西学士院380年的历史上，能进入40位“不朽者”行列的人士共有700多名，他们中有作家、诗人、哲学家、医生、科学家，艺术批评家、政治家、军事家、宗教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光荣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有我们相当熟悉的高乃依、拉封登、拉辛、布瓦洛、孟德斯鸠、伏尔泰、夏多布里昂、雨果、小仲马、法朗士、克洛代尔、瓦莱里等作家。但是也有许多优秀作家被拒之门外。例如莫里哀由于得罪了教会，不但未能成为院士，而且死后连块坟地都没有。批评家阿尔塞纳·胡塞伊为此在1855年虚构了第41位院士的座位，以便留给莫里哀等被庸人们拒绝的天才。后来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申请了4次都未能如愿，左拉一连申请了24次，均因一些老院士反对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而告失败。

法兰西学院因其严肃而严谨的评选制度，不仅仅得到法兰西学术界的公认，也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因此，它才能够在几百年的历史上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才一直享有“不朽者”的盛誉。

我们的院士评选，这些年以来一直饱受诟病，相信饶毅的“激烈义愤”也是有他的不便名言的原因的。这件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制度制定者的警觉，不然，中国的院士这个荣誉就会贬值，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某一位科学家的不公平，更是对科学的不敬与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