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繁忙偷闲之余，上网看见饶子和校长2011年的卸任演讲，突然想起这位学长当年在牛津的风范，所以，顺便把他的演讲内容转给大家欣赏。

作为学者，饶子和像骏马一样不停的奔跑。从澳大利亚、到英国牛津；再从牛津，回到了清华、中科院；又从中科院，调到了南开大学当校长（2006-2010年）。 

名头由长江学者，再到院士。2003年遇到了非典，努力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当他在南开干的如火如荼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被突然调离了，引起了诸多猜想。

中国学术和政治生态异常复杂。饶子和校长本来是游刃有余，是回国人员“混”得最好、成绩最明显的典范。

敢干、敢说，而且，经常直来直去。见到朋友，他也非常热情。记得1990年，是我到牛津大学工作的第二年，我开始学开车，就把邻居的车给碰坏了，不知所措。饶子和当时是牛津大学中国学联主席，也是我们的老大哥，他跑来给我解了围，我才搞明白如何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中国发展太快了。许多呆在国外的学者，从博士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步一步爬到了学术的顶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是不错的。孩子上名牌大学没有问题、买大别墅没有问题、开奔驰宝马也没有问题，呼吸新鲜的空气和享受美丽的花草，更是国人望尘莫及的。

那么问题在哪？问题，就是没有跟得上自己祖国翻天覆地变化的步伐。

一批人不满足上面所说的安逸生活，跑到了国内来发展。从英国回来，而且“混”很不错的，就包括了饶子和，还有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中山大学校长王宁生、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卢天健、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还有今年当上院士的谭铁牛和高福等留英学者。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数量就更多了。

中国政府对理工科出生的学者，通过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的评选，然后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希望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带动国内一大批学者的国际化发展。

不管人们对饶子和怎样评价，他是回国人员的典范和先锋者。他敢干、敢闯的精神，已经对传统的大学管理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他的经验，成功也好，不太成功也罢，都会给后来者带来更好的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和尖端科研的崛起有三大优势：（1）中国拥有世界最好、最大的人才资源库，这一点完全可以超越美国；（2）中国在美、英等国的优秀人才太多啦，仅美国2013年毕业的中国籍理工类的博士就有4点3万之众，比2006年的水平提高了3倍；（3）中国各级政府有钱、敢花钱，挖掘了大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例如，“千人”和“万人”计划的专家在国内所享受的待遇，有可能大大高于欧美国家的正教授。

如果加上体制性的完善，用人制度更加科学化和高效率，像饶子和这样的学者，愿意回国服务的学者还大有人在。

大家对饶子和的猜想，对他内心世界的理解，可以从他的离任报告中，略见一斑：饶子和把张伯苓作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饶子和的卸任演讲

（2011年1月10日）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好。

今天，是我行使南开大学校长职责的最后一天。再次回到这里，2006年5月26日第一次来南开上任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一晃近5年过去了。假如我是南开的学生，我想我就要从这个学校毕业了。我要感谢在场的各位，以及那些不在场的老师、同学和校友们，因为我的毕业答卷，是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完成的。

在南开任职的这几年，一直在忙碌中度过。还记得为了学校的发展，或是为了实施我们的“百人计划”，或是为了吸引最好的师资和生源，我跟大家出去四处“化缘”的日日夜夜。我曾经对生物学界的同行开玩笑说，当了校长以后，科学研究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辛苦的同时，我也欣慰的看到，在国家的关心下，在大家的努力下，南开正在变得更好。2011年新年过后，我们公布了新校区的建设方案，向大家征求意见——也就是说，困扰南开多年的校园空间有限、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终于要解决了。

这几年，外界也见到，越来越多的南开大学教授当选为国家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在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等期刊上，见到南开学者发表的论文，也已经不足为奇了。看到这些论文，比自己发表论文还让我自豪。

当南开校长这几年，称得上“如履薄冰”。我总在想：南开有了进步，那更多是由于前辈的余荫；但南开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那一定是我辈的责任。

今天，我从南开大学毕业了。感谢南开，让我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关注蛋白质结构的生物学家，一个回国之初要求“五年内不做任何行政工作”的大学教授，培养起了对高等教育、对科学重要问题的持续关注。

作为南开大学校长，我访问了很多名牌大学，也在本校接待了很多世界名校的校长。可我越发钦佩我们的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多数中国人还饿着肚子、任人欺负的年代，他就已经计划着要把南开，从一个小小的私塾，办成一所与哈佛、耶鲁“东西称盛”的大学。

南开是“越难越开”的。作为南开的校长，我遇到的困难也少不了。我常常想起伯苓公。想起他当年的困境，也想起他当年的理想。我一直希望，将来人们谈起饶子和在南开的任期，会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