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州“宝应寺”钟款，铜钟上发现刻有饒熹、饒璠（第四区助缘）信息。见《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七:

抚州“宝应寺”钟款比饒光輔在至道三年（997）（宋）《郢州趙横山慧通禪院先師和尚碑銘并序》还早107年。"維唐大順元年歲次庚戌拾月癸未朔拾壹日癸已,撫州寶應寺募衆緣於洪州南冶筠銅鐘...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使持節撫州諸軍事、口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危全諷。"可见，这是晚唐大順元年（890）所鑄的《撫州寶應寺鐘欵》，是以撫州刺史危全諷為首的官員民眾，“上為國王、大臣、當府司空、郡王（主）尚書，次及州縣文武官寮將士軍人什方信男信女師僧父母”等人進行供養的銘文。

該銅鐘共刻名100多人，有研究者发现，其中押衙人數最多，僅存名者就達22人，以押衙身份兼知它官者有9人：“押衙充右直將兼侍御史曾宏立；押衙充左直將兼侍御史陳玗；押衙充右廂都虞候兼侍御史丘盈；押衙充左廂都虞候兼侍御史李宣；押衙充衙官將兼侍御史丘礻念；押衙充衙官將兼侍御史謝君注；□□□（押）衙□（充）孔目官□□ □；節度討擊使軍事押衙知修造將黃遵；押衙充孔目官兼監察御史劉濆。”有力地說明了晚唐五代歸義軍藩鎮中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押衙兼官現象。

宝应寺，在梵罗山巷，与穆堂路相交。梵罗，梵文中梵摩的别译，佛教中认为的佛国“清净”、“寂静”之地。故此巷中旧时多殿刹庙宇。梵罗山原称“万罗山”，曾任临川内史的谢灵运，曾派人在此巷的翻经台翻译佛教经典《大涅槃经》数千卷，为佛教在赣东的滥觞功不可没。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大历四年(769年)四月，僧人智清、什喻和道士谭仙岩共同修复的抚州谢灵运翻经台旧宇告竣，颜真卿亲临法会，撰书《宝应寺翻经台记》。大历六年（771年）三月，抚州临川县宝应寺创建律藏院，立戒坛。颜真卿亲为撰书碑文，颂述律宗传授渊源明。

《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

如来以身口意三业，难调伏也。净尸罗以息其内，行住坐卧四威仪，摄善心也。明布萨以昭其外，故曰波罗提木义是汝之师。则╂陈如之善来，迦叶波之尚法，诸声闻三归约众，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汉灵帝建宁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门、支法领等，始於长安译出《四分戒本》兼羯磨，与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远而来，为尼受具。後秦姚苌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译出《四分律本》。而关内先行僧祗，江南盛行十诵。至元魏法聪律师，始阐四分之宗。聪传道覆，覆传惠光，光传云晖愿，愿传理隐乐洪云，云传遵，遵传智首，首传道宣，宣传洪，洪传法励，励传满意，意传法成，成传大亮、道宾。亮传云一，宾传岸超、慧澄。澄传慧钦，皆口相授受，臻於壶奥。钦俗姓徐，洪州建昌人，盖汉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寻师於临川楮山，後五岁削�洌�隶於高安龙冈寺，遂受戒。有唐义净则译经上足曰洪州灵杰，其秉宣羯磨者曰两京清涤使法慧。钦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无权实，身绝开遮。阐律藏而日月光明，骋辩才而龙象蹴踏，江岭之外，凛然风生。开元末北游京师，充东京福先大德。常诵《大涅�骶�》而讲之，兼明《俱舍论》、《维摩金刚经》。每登讲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动辇毂。属禄山作乱，杖锡南归，居於西山洪井双岭之间。慕高僧观显之遗踪，於寺北创置兰若。山泉之美，颇极幽绝。钦虽坚持律仪，而志在宏济。好读《周易》、《左传》，下笔成章，著《律仪辅演》十卷。尝撰《本州龙兴寺戒坛碑》，颇见称於作者。大历三年，真卿忝刺抚州。东南四里，有宋侍中临川内史谢灵运翻《大涅�骶�》古台，阶扃俨然，轩构摧圮。有高行头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绩秩将满。有观察使尚书御史大夫赵国魏公，愿以我皇帝降诞之辰，奏为宝应寺，仍请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圣恩允许。於是鼎新轮奂，其兴也勃焉。乃请止观大师法源法泉、襄阳乘觉、清源善宏、罗浮圆觉、佛迹十喻、馀杭慧达Н当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资景福。佥以为学徒虽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请钦登坛而董振择焉，仍俾龙冈道干、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马法允、衡岳正觉、同德义盈、香城藏选、龙兴藏志、开元明彻等同秉法事。於是远近骏奔，道场侧塞，圣像放光，而龙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议大夫前卫尉少卿张廷皋脱俗归真，其名曰环纲，为称首焉。又钦比年以来，为受具者，凡一万馀人。江岭湖海之间，幅员千馀里，像法於变，此皆钦教道之力焉。临川在岭隅，未尝宏律，於是二众三百馀人，请法裔敷演而依止之矣。复有上都资圣寺高德曰：“还本律主，伟兹能辨，深嗟叹而赞美之。请於寺东南置普通无碍禅院，院内立镇海观音道场，请善宏居之，以开悟心要。云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会尊众，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场东置律藏院，创立戒坛，以伫钦公之来仪，且施肇纪之不朽。经营未几，坛殿郁兴。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绝罗镡之请；严身璎珞，照耀有摩尼这光。则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无极，其可胜纪而芜绝乎？有唐大历辛亥岁春三月，行抚州刺史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书而志之。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拓勾氏本兰亭序》，锦包首，小楷书题外签“宋游丞相藏抚州宝应寺兰亭勾氏本。甲辰稧日西蠡记。”钤“费君直”印。墨纸纵25.7厘米，横66.7厘米。此兰亭序帖系抚州宝应寺本，俗称勾氏兰亭，为游相兰亭百种之一。宋拓本。二十八行，首行“会”字残，知为定武系统。前隔水原装旧裱，上有淡蓝色签条书“戊之四：抚州宝应寺本，今云勾氏本”，故名“勾氏本”。后隔水亦原装旧纸，上有小块挖镶纸题“抚州宝应寺浴室中有此石，勾氏得之，俗称勾氏兰亭。王顺伯疑是颜鲁公临本，后人因考其始末，宝应寺寔鲁公所建□□闻之州人黄尉（大节）□”。游似题识于后：“右得之于籍旧令江陵项仲履，小纸乃其所书也。余旧闻之于临川许倅（之选）叔仁与此合”。卷尾翁方纲跋一段，费念慈书札一通。

早几年，梵罗山巷东口接荆公路盐埠岭段的三眼井旁，仍残留着宝应寺的半截石匾。

《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作者颜真卿雕像

2012年7月，我把此线索告诉抚州饶早祥老师，他说宝应寺在抚州市荆公路【老临川县政府办公楼旁边】，现在门口还有一水井，按我的线索还特意去找过，未果。

此钟铭上还出现另一个抚州名人家族“冶铸世家曾氏”。

据《宋史/食货》记载：“临川、兴隆、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器。”，《江西通志》也讲：“宋代，洪抚信三州铜匠多，制造的铜器也多。”。可见，这个冶铸业一直延续到宋代，并且在宋代达到昌盛的局面。临川也因此成为江南冶铸业的中心之一。

而临川的冶铸业主要操纵在香楠峰曾家人的手中，临川香南峰曾家人是南丰曾家的迁徙之地。南丰曾家是抚州的旺族，初祖曾略为抚州节度使，迁居临川，子孙再迁南城，至曾洪立这一代正式迁居于南丰，临川香南峰曾家园最初只是南丰曾氏的一个别墅，主要用于和抚州官员交往，以及子孙科考时临时居住的屋子。但到了曾仁旺这一辈却改为在此常住，曾巩祖父青少年就是在临川度过的，而曾巩父亲曾易占这辈人，以及曾巩那辈人多是在临川出生成长的。

曾洪立与危全讽世家相好，危全讽任抚州刺史时，就得益于同乡钟传部下时任镇南节度使私兵总领曾洪立的鼎力相助，因此曾家在抚州有着特殊地位。曾洪立的两个兄弟曾游立、曾宏立都在抚州担任重要职务，宝应寺大铜钟镌刻着100多名捐助者的名字，其中能在显要位置找到曾洪立三兄弟的名字。曾家很可能与危家主导了抚州相当多寺庙的建设，而寺庙的冶铸也少不了曾家人参加。后来，宋代闻名于当时的抚州曾家镜就是他们的品牌之一，该铜镜的特点是，呈六弧葵花形，圆纽，素缘，镜身平薄，镜面光亮，镜背平素无纹，直径一般约为15.7厘米。而镜背面铸有长方形框双行铭曰“抚州宝应寺岭上曾家青铜镜”。这里的岭上就是指香楠峰的岭上，因宝应寺在香楠峰下。

饒熹、饒璠能名列捐助者100人之内，可见当时和危氏曾氏交往密切。在晚唐已经在抚州扎根落土。

最近有人告诉我此钟可能就是三元楼上那座。三元楼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市区原地委坡下兴鲁坊路南侧，有一条三元楼巷，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楼内高悬唐代铜钟一座。此钟高5尺，径3尺，重3000斤，为唐大顺元年（890年）抚州刺史危全讽所铸。原悬于宝应寺，历数百年，至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寺毁，改建县学，县学前二百步建了树声楼（又名“三元楼”），官府遂将这口大铜钟悬于树声楼。清同治《临川县志》载：楼内还设钟夫一名，定时敲钟。县衙每年付给钟夫工食银一两九钱六分六厘七毫，遇闰年加银一钱六分六厘六毫。

由于楼高钟大，钟响声远，城郊四应，故称“树声楼”，又称“钟鼓楼”。明天启元年（1621），临川知县曾化龙认为该楼原是一座三层宝塔式建筑，“若文峰耸峙”，就是说其形状宛如一支巨笔矗立于县学（又称“泮宫”）之南（即前面），加上当时民间盛传此处乃全城文风之所系，关乎抚州文化是否昌盛，因而为了祝愿抚州自此能多出才子，连中“三元”（指参加乡试、会试、殿试都考上第一名。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这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功名），所以特地把它改名为“三元楼”。

清康熙三年（1674），楼内唐钟下坠，改迁于广寿寺（今临川六中东侧）。数年后，又复移来悬于二楼内，并定时敲钟击鼓，以定全城居民作息。康熙十三年（1684），三元楼为兵火所毁，后多次进行修葺。

清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唐松岩担任抚州知府，他认为承春阁是全城最高的地方，遂将大铜钟移来，悬于承春阁顶楼。到嘉庆七年（1802年），承春阁因年久失修，将要倒塌，“悬钟将坠”，知府邱先德很是忧虑。但因当年收成不好，又恐伤民财，不敢修葺，遂而自己捐献俸银百两，命人将大铜钟卸下，将阁楼拆毁，并将阁楼的朽楝颓楹堆于大钟之侧，以待新修。

次年（1803年），风调雨顺，百姓丰收，危全讽后裔、临川嵩源人危警肇（字振龙）登临此地，见承春阁颓废，洪钟在地，慨然道：“这是我远祖的遗迹啊！我远祖功在乡国，历时千年，仅留这些遗迹。这些遗迹再不保存下去，实为我辈之羞！”于是打算独自捐资修建承春阁。知府闻讯，喜出望外，立即给予支持。于是，危警肇购料兴工，费时几月，费钱三千贯（相当于今人民币90万元左右），将承春阁修建一新。新修之阁，比旧阁更为雄壮。

清咸丰六年（1856），三元楼又毁于兵灾。途经该处的名士，多有感慨，同治十年（1871）又行修复。1931年犹存。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当作马厩，逐渐倒塌。

若有朋友发现此洪钟新线索，请告之。这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饶氏文物标记。

(抚州宝应寺岭上曾家青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