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是个特别的人物：做学问，她横跨文艺学、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三个领域；做教师，执教五十周年其“桃李”遍布天下，而她和她所带的众多硕士、博士生更被同行戏称为“骁勇善战的饶家军”；做行政，她先后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之职，推动了暨南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古代文人文武双全的气概，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已概括殆尽，和平年代的学者，自然不必驰骋沙场，杀敌立功，然而饶老师做学问，做行政，皆成果斐然，亦是当代文人之“双全”。

究竟饶老师如何驾驭教学、科研、行政这三驾马车，走过半世纪的从教生涯？教师节前夕，本报记者特地登门拜访，对其进行了访问。

人物小传
    饶芃子，女，1935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饶芃子教授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1958年调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从事文艺理论教研工作。1970年～1977年暨南大学停办期间，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返暨南大学执教至今。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领衔建立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同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广东省委第六届候补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现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文艺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等，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还担任《岭南文库》等学术丛书编委。
    饶芃子教授从教50年来，在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教研方面多有建树，迄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300多篇，出版著作13部(含合著)，主编著作9部，主编学术丛书6套。先后11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其中《中西戏剧比较教程》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属国家一级奖励)，《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获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论文类一等奖，专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获广东省“九五”社科项目优秀成果奖，《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获首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获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2006年获暨南大学“终身贡献奖”，并被《人民画报》选入《巾帼风采——中国20世纪125个有影响的女性》一书。

饶芃子部分学术著作

饶芃子教授著作之一

饶芃子教授著作之二

饶芃子教授著作之三

    饶芃子忆老师
    上世纪50年代，就学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饶芃子在大学阶段由众多大师和名家执教，将其引领进入文学领域，这系列的名单中有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词学家詹安泰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专家王海章先生、戏曲研究专家王起先生、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吴仲翰先生、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戏剧研究专家董每戡先生等等，而对其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先生——

詹安泰：做学问，要找路碑式的人物或著作

    词学家詹先生为53级中文系出的毕业论题为《试论柳永词》和《试论苏东坡词》，向爱婉约派的饶芃子选了《试论柳永词》，却又向老师请求改做她最喜欢的李清照或秦观。詹先生没有同意，还殷殷地教育她说：“词到柳永一大变，他是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自他着手，上可梳北宋词的传承，下可启南宋词的变化，以他作为毕业论文题目，有多层意义。”这使饶芃子意识到：做学问，要找路碑式的人物或著作，才会以一当十。

    王起：做研究要会发现问题，由小到大，由浅入深

    戏曲研究专家王起先生对饶芃子的影响则从其大学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就开始，王先生要她以《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为题来写，喜欢诗词的饶芃子觉得这篇小说很俗，不大愿意做，王先生启发她说：“《今古奇观》中的作品不能说是浅显的，它们由民间文学积淀而成，流传很广，有不少篇目还被改为各个剧种的戏曲搬上舞台，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这篇小说所表现的是一种纯真朴素的爱情，哪里会俗呢？”饶芃子的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大的内部学刊上，她毕业留校，还被分配做了王起先生的助教。王先生经常启发她做研究要会发现问题，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加上实证的研究方法训练，使饶芃子受益良多。

    肖殷：做理论研究，要从实践中来跳出学院派樊篱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饶芃子被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并担任当时中文系主任肖殷先生的助手。肖先生是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曾与丁玲、陈企霞一起主编《文艺报》。肖先生启发最初不愿放弃古典文学的饶芃子说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今中外的文艺现象和作家作品，一个有一定古典文学基础的人，对领会和掌握文艺理论很有好处。
    饶芃子在肖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一些评论短文，并见诸报章，她逐渐爱上了并不灰色的文艺理论。饶芃子说自己从肖先生那里学的是一种“硬功夫”——不论看完作品还是戏剧，看完后就能讲，而且能讲出一定的道理来，从而培养了迅速回应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对话
“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和我的人生始终交织在一起，它渗透进我的灵魂，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是我愿意倾尽身心去做的事业。” ——饶芃子

    记者：您的很多学生都提到您做学问的宽容和无门户之见，而做学问的态度正与您做人的原则一致，这种性格的养成，是家学使然还是后天所成？

    饶芃子：跟我童年时外祖父母的影响有关，一个人不管什么身份，首先是一个人，一定要尊重人，别人才尊重你。我的外祖父虽是晚清秀才，但因从故垒中来，深知旧学的弊端，所以对新学有着别样的热情。这一点，影响了他的儿女，我舅父戴平万很早就走上新文学的道路，是“左联”的十二个筹委之一，夏衍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的回忆录中说，是戴平万跟夏衍一起去找鲁迅谈“左联”的。“五·四”以后，外祖父曾以“贝丝”为笔名，在潮州的第一个白话文刊物《火焰周刊》上发表过不少散文和新诗。在思想上外祖父更是毫无封建习气，为三个儿女取名，分别以“均”(平均)、“民 ”(民主)、“权”(权利)为字；对孙子、孙女也一视同仁，常道“外孙内孙，男孙女孙，都是孙”。外祖父的乐观、幽默、智慧给我很大的影响，我性格中有很多地方很像外祖父的优点。

    而外祖母在待人平等方面对我影响也很大，虽然家境较好，但她从不傲视邻人，对佣人也很和气。外祖母常说，“我们有得帮助人是我们的福气，等到我们需要人家给我们，那个时候就苦了。”

    记者：您在学术界涉猎领域非常广泛，您怎么评价自己三个领域内的学术研究？

    饶芃子：我在学术领域内的三个方向可以概括为一个底座，两个翅膀——底座是文艺理论，两个翅膀则是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在我面临文艺学研究困境时给了我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而海外华文文学则为文艺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是对文艺学的一个拓展和具有创意的方向。

    记者：您是如何从容驾驭教学、科研、从政这三驾马车的？

    饶芃子：刚才说过，做副校长并非我的本意，但即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科研和教学，对科研和教学我都是以心相许，很有感情。我一直认为，做事情，有激情和没激情是不一样的，我对文学有一种生命的依托感，不仅是专业的责任感；我对讲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犹如演员对舞台的情感一样。

    家学渊源：晚清秀才外祖父敦本堂8年教学诗词度过温润时光

    饶芃子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一名有诗人气质的革命家；母亲是位知识女性，曾在上海学过舞蹈，喜爱文学和戏剧，抗日战争爆发前是潮安县第四女子小学的校长。然而父亲在饶芃子3岁时便投身革命，此后因种种历史原因，40多年后父女才得相见；母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亦投身于后方的救亡工作，3岁的饶芃子和弟弟便跟随着晚清秀才、古学渊博的外祖父戴仙俦和出生于诗书之家的外祖母，在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的祖屋敦本堂度过了八年的田园生活。

    敦本堂八年，在饶芃子的回忆里是诗意盎然、陶冶性情的温润时光。外祖父能诗能文，17岁中了秀才，先后在潮州多所中学执教语文课，是当地知名的文人和书法家，迄今在东南亚一带还留有其墨宝。抗战期间，敦本堂曾遭日本飞机轰炸，全家一度避乱到一个叫圆田的小山庄，四面环山，只有一户人家，三间瓦房。外祖父在那里请人建了一排茅屋，自己教大小孙子读书，按不同年龄背古文和诗词，5岁的芃子背的是《唐诗三百首》。饶芃子还记得，因孩子们在家中常背诗词，连家里的女佣人扫地时口中也念念有词：“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以至当时邻乡的人笑说：“戴老师家里扫地的佣人也会背古诗。” 

饶芃子文学的素养，还不独来自外祖父的教育。不会写字却会认字的外祖母忙完家务，会和族中妯娌共读弹词小说，其中有《再生缘》、《天雨花》、《二度梅》和《孟尝君》等。幼年的芃子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外祖母身旁听得入迷；外祖母的针线筐里还常放着曹雪芹的《石头记》，并曾教芃子背诵《葬花词》。那时芃子虽与父母离散，却能避难山村，远离战火，还有饭吃，有衣穿，更难得的是有诗读，有书看，幼年所接受的这些教育，为其一生的文学情感，埋下了种子。

    学术研究：在文艺学底座之上，张开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两个翅膀

    195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饶芃子由中山大学调至刚刚复校的暨南大学，成为当时中文系主任肖殷的助教，学术研究和教学也由古典文学转向文艺理论。

    1981年，在肖殷先生带领下，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成功申报国务院学位办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权。肖殷先生去世后，饶芃子成为暨大文艺学学科的带头人。1982年，时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的饶芃子感到当时的文艺理论研究存在单一文化视野的局限，于是向外国文学专业的前辈黄轶球先生请教。黄先生是暨大中文系当时唯一曾在瑞士和法国留学、学贯中西的教授，他提出，可以考虑在研究生中开“比较文学”课，此后，饶芃子有意识地引进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为中文系的文艺学寻找新的学科方向，并自觉地在系里倡导比较文学研究。

    1986年，暨大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点在饶芃子带动下，设立了“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新方向，这为暨南大学1993年成功申报文艺学博士点奠定了基础。作为当时的学科带头人，饶芃子以自己的学术敏感，认识到比较文学在全国学界是一个具有学术张力的新领域，刚好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此时约她撰写“中西戏剧比较”的书，于是她借助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基础，从中西戏剧比较入手，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先后主编和撰写(含合著)《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中西比较文艺学》和《比较诗学》等著作。在《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她以跨文化的诗学立场，通过“实证”还原中国古代文论的若干命题和范畴，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考察不同诗学体系的形成，以及彼此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为中西文论的互补、互识，为中国的文艺学寻找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理论话语，进行了尝试和探索。而她在比较文艺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奠定了她作为全国比较文学较早的学术参与人地位。

    同样出于对学术的敏感，上世纪80年代中期，饶芃子又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海外华文文学，开始思考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问题，撰写了系列论文和有关著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良好的反响。

    从政任副校长：倡导“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原则推动暨大学科建设

    除了教学和科研，饶芃子还做了不少行政工作，先后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等职。饶芃子说，当副校长并非出自己愿，“我总觉得我是个女性学者，最好还是耕耘自己文学这块园地，这并不是性别的自我歧视，而是根据我的性格、教养、志趣和追求。记得1985年上级领导就找我谈过做副校长的事，我当时列出五种理由说自己不合适，一直推到1987年，还是被任命了。”    

    在其位谋其政，副校长任上，分管学科建设的饶芃子以学科建设为首要工作，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她将暨南大学同省内各大学、特别是中山大学比较之后，鉴于中大中文系在“古典文学”和“古文字学”力量非常强，她认为暨大中文系应着重发展现代汉语和文艺理论，后者主要是突出中西文论的比较、跨学科的比较，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多年的努力，暨南大学中文系被评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而在经济、管理学方面，她则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会计专业，并发挥广州的地理优势和暨大的侨校特色，开拓港澳台经济研究。

    饶芃子在8年的副校长任内，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亲自赴京申报、推动建立暨南大学出版社，二是亲自带团去香港考察，成功申报“MBA”硕士点，使暨南大学成为全国第二批工商管理硕士点(MBA)的试点高校之一，在此基础上，如今暨大已成为具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

    饶芃子教授与博士生们在一起。

“桃李”感言：

    50年的教学生涯，饶芃子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除本科生外，迄今为止她培养硕士数十人，博士44人，现尚有在读博士生9人，博士后1人。2005年，她的“桃李”们为庆祝其70岁华诞，共同出版了《正月十五》一书，收录了众多学生撰写的“饶老师回忆录”，这些文章里包含着学生对老师的深情——

贺 饶芃子教授七十华诞论文集《正月十五》

    多年的从师问学中，我领悟到饶先生为师之道的精髓。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自然是教师职责所在。然而，饶先生是一名真正的良师，她具有良师们共同的特质：富于创造的思想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她热爱自己的工作，用生命诠释文学，把教书变成了一门艺术；她并不是一味灌输知识，而是激起学生求知的热望，教会学生如何去发现和创造。——贾益民(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届本科毕业，文艺学1985届硕士，现为暨南大学教授、副校长)      

    饶老师提出了她的有名的“八说”论，她说，治学方法，要吃透“四说”：“说什么”、“怎么说”、“为何说”、“何以说”；治学态度上，也有“四说”：“接着说”、“对着说”、“从头说”、“重新说”。——姚晓南(暨南大学文艺学2002级博士研究生。现为广东教育学院副教授，科研处处长，《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主编)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世纪70年代末)，饶老师在“革命”的文艺理论和具体生动的文学现象中巧妙地找到平衡。讲课中，饶老师把当时被作为“封、资、修”的文学家、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作为论证的实例，详细地进行分析“批判”。在讲授马恩文艺思想的同时，“顺道”给我们补上文学史、文学名著评析等课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对我来说，每次听饶老师讲课，都是一次感动心灵的精神盛宴。——叶小帆(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届硕士，现任广州电台台长)      

    我很喜欢“学生”这个词，它包含了一种成长的记忆，既是个人的、隐秘的，也是集体的、敞开的。而在我们成长的记忆里，老师像一个永恒的符号。——费勇(暨南大学文艺学1997届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广州电视台副台长)

    采访手记：花到深处更知香

    很难忘记第一眼见到饶老师时的印象，年过古稀的她穿休闲装，着红色漆皮便鞋，显出与年龄不一致的活力。她思维敏捷，出口成章；讲故事娓娓动听，论学术纵横捭阖。学科之间的差异，使我并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进入饶老师的教研领域，而她在学术和行政上的成就，也并非一个记者所能评价。在采访饶老师的过程中，我被她打动的，是她身上散发出的生命力和女性的魅力——她衣着得体，笑容可掬，70多岁头发不染不焗，却依然浓密而少见白发，因此常被人误为其人生一帆风顺。而事实上，她3岁即先后离开父母，与父亲相隔40余年才得相认，她自己在“文革”中也饱受冲击，之所以一直笑对人生，乃因为她天性乐观智慧，且为文学所熏陶，常怀一颗单纯而诗意的心。关于她从政，我记得最深的便是她跟我说的与“政绩”无关之事，那就是当副校长时，她喜着深蓝色和黑色的套裙，里面配鲜艳颜色的衬衣，再加上闪亮的小饰物，有同事戏言她引领着校办公室的“服装潮流”。她解释说：“因为我皮肤白，所以穿深色好看。”72岁的饶老师说这话时有小小的得意。还有她的香水，她说家里的工人一到楼梯口便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回家，因为远远地就能闻到她的香水味。饶老师还告诉我：“正式场合我会化点淡妆，当你手头没什么化妆品，至少要有一支口红。”人对美的事物总是发自天性的喜爱，饶老师美且爱美，故有那么多爱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