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的守望
作者： 来源：东南网-福建日报 浏览次数： 日期：2013/5/9 13:35:33
相片：饶耕贤与儿子在看病
3月1日，三明市建宁县均口镇修竹村，村卫生所医生饶耕贤忙碌不停，近来忽高忽低的气温，让当地不少孩子患上了感冒；而在溪口镇高圳村，村医罗丽英的诊所里却没有任何病人，她只能靠上网来打发时间。同样都是乡村医生，为何境况迥异？近日，记者对老区建宁的乡村医生展开一番调查。
老饶父子很忙
63岁的村医饶耕贤已经退居二线了，在去年,他把诊所的经营事务全部移交给了儿子，自己只是在诊所里帮帮忙，儿子则每月给他发工资。
饶耕贤在乡村医生这个岗位上前后干了44年。说起早年的情形，他用6个字来形容：“一根针，一把草。”针灸和草药是当时乡村医生的主要治疗手段，听诊器、体温计和药箱，是乡村医生的“三宝”，而药箱里的药品通常不过十来种。
饶耕贤家里四兄弟，日子一直过得很艰辛。饶耕贤说，人生中最风光的时代，就是现在，“药品齐全，设备也多，政府还发给补助和津贴。”
从2005年起，建宁县开始对全县乡村医生发放村医补助，每月60元。从2009年起，又上涨到100元。从2010年起，对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村医，再按照工作量的多少，每年发给2000多元到8000多元不等的津贴。仅去年，饶耕贤两父子领到的村医补助和公共卫生服务津贴，就有6699元。
饶耕贤的诊所设在家里一楼，药房、处置室、病房一应俱全。早在2004年盖新房时，饶耕贤就把这些全都规划好了，算是村级诊所标准化建设的雏形。第二年，三明市各县卫生局的代表还到他家开过现场会。
饶耕贤所在的修竹村是个大村，户籍人口2700多人，再加上邻近的垄源村和企业的工人，这个诊所所覆盖的总人口达3000多人。由于人口多，病人多，加上诊所药房药品齐全，一年下来，饶耕贤诊所的收入约七八万元。
去年开始，饶耕贤学医的儿子接管诊所后，饶耕贤的实践经验，加上儿子的医学理论，更是让村民们深感信任。尽管实行新农合后，村里有些病人开始流向镇卫生院，好在对饶耕贤的收入影响不大。眼下，饶耕贤甚至希望，能为诊所配备简单的生化检测设备，可以更好地服务患者。
“我的收入增加了，但普通群众也有好消息。”饶耕贤说，从今年开始，村民到诊所看病，新农合也能报销了，今年还要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基本药品“零差率”，其中的差价部分，由政府补贴。
落寞的罗丽英
和饶耕贤相比，溪口镇高圳村村医罗丽英的日子，显得落寞、清苦得多。
罗丽英卫校一毕业就成为乡村医生，后来还自费参加卫校的进修培训。但她一年的收入，加上村医补助和公共卫生服务津贴，还不足2万元。
“人口少是主要原因。”罗丽英解释说，高圳村户籍人口1800多人，但有近300人在外务工经商，加上村里的小学被撤点并校，不少家庭都出现了由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陪书的新情况。“而孩子和老人，才是诊所最主要的病人，毕竟，和成年人相比，他们患上感冒、咳嗽等常见病的概率要大一些。”
同时，高圳村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天天有公交车来往，因此，常常又有一部分病人流向县城。对此，罗丽英也只能摇头苦笑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在许多村庄都已经出现，并非个例。
和罗丽英相比，里心镇里心村村医周世杰的感受还要更加复杂些。
周世杰1984年就已经是村里的卫生员了。1991年，根据省市要求，建宁县对乡镇所在地的诊所进行合并，周世杰进入镇卫生院工作。
当时，周世杰还挺兴奋：“毕竟，从一个农民，转变为国家干部，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周世杰却一直没有进入卫生院的编制。
十年中，周世杰在门诊看过病，在药房抓过药，但身份一直都是临时工。2002年，周世杰从卫生院辞职时，他一个月工资只有700元，而他当乡村医生一个月可赚1500元。
“倒不是嫌钱少，只是身份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周世杰说，和他同一批因并所进入卫生院工作的临时工，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已辞职重操旧业了。
也有坚守下来的，今年9月就退休的阮兆仁，1985年从乡村医生转为防疫专干，一直都是里心镇卫生院的临时工，现在每月实领的工资只有1700多元。
“民办教师都可以转正，为什么乡村医生不行呢？”阮兆仁说，乡村医生虽然从医，但也是农民，医疗风险要自己承担，养老要靠子女，大伙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有些堵。
罗丽英卫校一毕业就成为乡村医生，后来还自费参加卫校的进修培训。但她一年的收入，加上村医补助和公共卫生服务津贴，还不足2万元。
“人口少是主要原因。”罗丽英解释说，高圳村户籍人口1800多人，但有近300人在外务工经商，加上村里的小学被撤点并校，不少家庭都出现了由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陪书的新情况。“而孩子和老人，才是诊所最主要的病人，毕竟，和成年人相比，他们患上感冒、咳嗽等常见病的概率要大一些。”
同时，高圳村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天天有公交车来往，因此，常常又有一部分病人流向县城。对此，罗丽英也只能摇头苦笑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在许多村庄都已经出现，并非个例。
和罗丽英相比，里心镇里心村村医周世杰的感受还要更加复杂些。
周世杰1984年就已经是村里的卫生员了。1991年，根据省市要求，建宁县对乡镇所在地的诊所进行合并，周世杰进入镇卫生院工作。
当时，周世杰还挺兴奋：“毕竟，从一个农民，转变为国家干部，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周世杰却一直没有进入卫生院的编制。
十年中，周世杰在门诊看过病，在药房抓过药，但身份一直都是临时工。2002年，周世杰从卫生院辞职时，他一个月工资只有700元，而他当乡村医生一个月可赚1500元。
“倒不是嫌钱少，只是身份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周世杰说，和他同一批因并所进入卫生院工作的临时工，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已辞职重操旧业了。
也有坚守下来的，今年9月就退休的阮兆仁，1985年从乡村医生转为防疫专干，一直都是里心镇卫生院的临时工，现在每月实领的工资只有1700多元。
“民办教师都可以转正，为什么乡村医生不行呢？”阮兆仁说，乡村医生虽然从医，但也是农民，医疗风险要自己承担，养老要靠子女，大伙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有些堵。
离不开的村医
据建宁县卫生局统计，建宁全县92个建制村共有注册乡村医生239名，虽说数量不少，但提到具体情况却让卫生主管部门乐不起来。
“年纪偏大，学历偏低，后继乏人。”建宁县卫生局副局长袁爱萍总结出乡村医生的三个特点。
据了解，建宁县乡村医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已经68岁，此外，50岁至60岁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乡村医生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各村推荐选送，经过培训上岗的，大专的只有1人，中专毕业的也不超过10人。有些村子，由于村医改行，或是老一辈村医去世，现在没有村医。
均口镇卫生院院长柯建福介绍说，均口镇芰坑村900多人口，由于村医改行，村民们看病只能跑到几公里外的邻村去。村里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只能由邻村的村医代为承担。
袁爱萍分析说，经济待遇不高，加上不是事业编制，使许多学医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乡村医生这项工作，如果再不加强村医人才培养，最多十年，建宁县许多村庄都将没有乡村医生了。
“且不说以后，就是现在，就有让人棘手的事。”袁爱萍说，在马上要推开的村级门诊统筹报销和基本药品“零差率”改革中，都需要用到电脑，如何让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村医熟悉并掌握电脑运用，就让人十分头疼。
和卫生局领导考虑的宏观层面不同，乡村医生考虑的是自身经济利益。
“年纪偏大，学历偏低，后继乏人。”建宁县卫生局副局长袁爱萍总结出乡村医生的三个特点。
据了解，建宁县乡村医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已经68岁，此外，50岁至60岁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乡村医生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各村推荐选送，经过培训上岗的，大专的只有1人，中专毕业的也不超过10人。有些村子，由于村医改行，或是老一辈村医去世，现在没有村医。
均口镇卫生院院长柯建福介绍说，均口镇芰坑村900多人口，由于村医改行，村民们看病只能跑到几公里外的邻村去。村里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只能由邻村的村医代为承担。
袁爱萍分析说，经济待遇不高，加上不是事业编制，使许多学医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乡村医生这项工作，如果再不加强村医人才培养，最多十年，建宁县许多村庄都将没有乡村医生了。
“且不说以后，就是现在，就有让人棘手的事。”袁爱萍说，在马上要推开的村级门诊统筹报销和基本药品“零差率”改革中，都需要用到电脑，如何让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村医熟悉并掌握电脑运用，就让人十分头疼。
和卫生局领导考虑的宏观层面不同，乡村医生考虑的是自身经济利益。
采访中，不少乡村医生都提出，希望能够帮助解决今后的养老问题。饶耕贤说，如果身体不错，还能看病，自然还有收入，但如果看不了病了，60岁以后，每个月也就只能领55元的基础养老金。
相对于稍微年轻一点的乡村医生，他们都是以农民身份参加新农保，每年的保险金都是自掏腰包。
“我们希望政府能对村医的养老问题进行研究。”周世杰说，在村级卫生诊所里，村医往往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一肩挑，再加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十分繁重，但收入却相差很多，因此，大家都为今后的养老而发愁。
相对于稍微年轻一点的乡村医生，他们都是以农民身份参加新农保，每年的保险金都是自掏腰包。
“我们希望政府能对村医的养老问题进行研究。”周世杰说，在村级卫生诊所里，村医往往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一肩挑，再加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十分繁重，但收入却相差很多，因此，大家都为今后的养老而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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