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饶树英出生于龙岩县黄坊社船巷（即今红坊船巷），小时候抱到邻县永定县太平里田段（即今高陂田段）廖家做童养媳。家庭生活困难，从小历尽艰辛，她练就了坚强的性格。长大后饶树英与廖树隆成婚，生了七个儿子。由于家庭贫穷，生活困难，四子、五子、七子小时候便分别卖到了抚市、本乡与虎岗。与旧时大多数女子没有名字一样，饶树英原本也没安名，后来要用到名字了，取名人用其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为她取名“树英”。

1930年，丈夫廖树隆因贫病不幸去世，一家人实在没法过下去了。此时正碰上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于是饶树英与21岁的大儿子廖松荣、19岁的二儿子廖松涛、17岁的三儿子廖松樟一起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无法在当地生活下去了，饶树英随队伍来到永定虎岗，被安排在虎岗兵工厂做炊事员。同年，廖松荣在湖雷牺牲，廖松涛在合溪牺牲。

1931年冬，饶树英带着幼小的六子跟随兵工厂的部队撤出虎岗，一起去了江西。到了江西瑞金后，她在沙洲坝中央苏区政府做炊事工作。之后，她又听到了儿子廖松樟在永定灌洋牺牲的消息，但仍强忍悲痛，继续做好革命工作。

1932年，贺子珍生了儿子毛岸红（小名“毛毛”）。毛主席也知道了饶树英几个儿子为革命牺牲，仍坚持做好革命工作的事迹。看到饶树英时，毛主席对她鼓励安慰。后来贺子珍患了痢疾，无法继续带孩子。于是毛主席把饶树英调到了中央苏区政府托儿所，做毛岸红的保姆。2年多的时间，饶树英精心带好孩子，与毛主席、贺子珍接触更多了，和毛主席、贺子珍越来越熟悉，关系很密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要长征了，考虑到路途的艰辛和饶树英的家庭情况，毛主席让她回福建老家。从此，饶树英与毛主席便失去了联系。

离开了亲人红军，离开生活了3年的红色根据地江西，饶树英带着10岁的六子一路辛苦回到田段老家。离家几年，如今屋舍残破，家徒四壁，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七个儿子，三个为革命牺牲，三个卖与他人，身边剩下一个幼小的六子，靠租地种田与出外挑担过日，有时也帮人做媒，然而入不敷出，孤儿寡母，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年复一年，吃尽了千辛万苦，饶树英总算把儿子养大成人。此前，卖到抚市的四子20多岁时不幸去世，而卖与本地洋腹的五子被抓壮丁当兵后又一直没有音讯。卖到虎岗、后来随养父母搬迁到上杭古田的七子廖松金，1945年养父母双亡后，没有了亲人，便回到田段母亲身边，已经18岁，给饶树英带来了些许欣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穷苦的饶树英一家翻身得解放，并分得了田地。以前在古田药店当学徒出师的七子还常到外地卖药，生活大大好转。

饶树英在高陂田段故居

1951年9月，中央革命老根据地南方访问团到永定慰问老区人民。访问团召开县、区两级老区人民代表会（当时称为“光荣会”）和其他小型座谈会以及个别走访，倾听老区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访问团领导与烈军属、老红军广泛见面。高陂区区长张洪恭向访问团领导介绍了饶树英三个儿子为革命牺牲、一家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事迹，并讲了饶树英当年曾给毛主席儿子“毛毛”当保姆2年，在瑞金沙洲坝时与毛主席、贺子珍关系密切的情况。饶树英也从访问团领导那里得知“毛毛”当年留在了江西，至今仍无下落。她向访问团领导表达了想和毛主席见面的迫切愿望。访问团领导经过讨论，决定带饶树英去北京与毛主席见面。

由于六子有家事不能脱身，七子远在将乐卖药未归，于是饶树英只身跟随访问团领导到了永定县城，住在县人民政府接待站。接待站以丰盛的饭菜招待饶树英他们。不知是饮食改变造成身体不适应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饶树英开始消化不良，拉肚子。在县政府接待站住了三天后，她又随访问团到了龙岩城，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吃了一些药也不见效。饶树英的身体已经抵挡不住病魔的侵袭和路途的艰辛，无法跟随访问团去北京了。她先在龙岩看病，稍好后又回田段老家继续治疗和养病。此后5年的时间，饶树英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期间所花的医药费都由永定县民政科报销。饶树英原本打算等身体好转以后，由七子陪同再去北京见毛主席，然而这个心愿最终没有实现。

1956年6月，饶树英因病去世，享年66岁。出殡那天，高陂区政府及当地近百名干部以及本地乡亲、小学生几百人前来为她送葬。

（原载《红色闽西》2012年第2期、作者：廖永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