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天岳山馆文钞》为李元度于清光绪四年（1878）自编，光绪六年（1880）刊出，后此之作，皆未能收入集中。近得见其晚年为江西东乡饶玉成所作《饶新泉六十寿序》《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序》，为湖南衡阳王之春所作《椒生诗草序》《国朝柔远记序》，从当时文献辑录整理，逐一考述其写作年月与地点、写作立意与章法以及相关人事、历史背景，据此考述李氏罢官家居之人际交游、暮年起复前的抗法海防经历，兼及湖湘经世致用的传统与传承，湖南新旧将帅自强御外的救世抱负及其思想渐变。

关键词：李元度  佚文  饶玉成  王之春

 

光绪六年（1880），李元度（1821-1887）爽溪精舍自刊《天岳山馆文钞》卷首自序称：“光绪四年春正月，平江李元度排次所为文，写定为四十卷。”[①]光绪十三年（1887），李元度卒于贵州布政使任内，其子迎柩回湘。光绪十九年（1893），王先谦（1842-1917）为作《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末称未刊者有《天岳山馆诗集》十二卷、《文续集》若干卷。神道碑、墓志铭多据逝者亲友提供的行状写定，检李元度长子李积琳《先考李府君行述》（光绪刻本，无年代），历数李元度生平著述，“《天岳山馆诗集》十二卷、《天岳山馆文续集》如干卷”即“未刊行”。[②]

李元度一生命运多舛，家贫力学，由举人大挑，就任教谕冷官；太平军起，李元度被曾国藩（1811-1872）招入军幕，转战湖北、江西，危急之际，临阵请缨，出幕带兵，苦战数载，凭战功实任道台，不到一年，却又因徽州一败，而被曾国藩奏参革职拿问，从此困守山乡；晚年因中法战争出山，实任贵州按察使一年、晋升布政使一年，便在66岁之年逝于官舍。子孙众多，但功名与宦迹皆不足道，先人归葬故乡，三年后才托请王先谦写下神道碑，遗著上十种，无一斥资刊刻传播。后三十年，乡贤先进陈右钧、王兴荣等人寻觅访读，所得残诗寥寥，为此作序作跋，痛惜李庐被毁，遗书悉付一炬。由此可知，李元度“《文续集》如干卷”，大抵都与其他未刊者一并散佚殆尽了。2007年，湖南省《湖湘文库》编辑委员会将采辑入选的李元度诗文集邮寄给我校点，仅得《天岳山馆文钞》40卷、《诗存》2卷、《诗存补》1卷，200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

新版《天岳山馆文钞·诗存》仅就原书标点，未能辑佚，近年陆续搜访，得十余篇，陆续整理发表。现将其晚年为江西东乡饶玉成所作寿序、集序二篇，为湖南衡阳王之春所作诗序、文序二篇，归为一组，公诸同好。

 

（一）《饶新泉六十序》

古有大隐在朝市之目，汉东方曼倩遂以避世金马门，称所谓吏隐者也。然吾谓吏隐之高者，莫如汉南昌尉梅子真。观其不辞卑官似柳下惠，直言极谏似箕微比干，及上书不报，弃官变姓名，入山修道，世传为仙去，遂有“神仙尉”之目。今南昌郡属分宁、奉新暨吾平之梅仙山，皆子真栖息处也。然则其为尉也，殆有托而隐焉耳。

自功利之害深痼人心，吏途益尘浊不可问，能得吏隐之遗意，戛戛乎难其人。若能希风仙尉之万一，尤当绝出流辈，甚矣，古今人不相及也！今乃于新泉通守仿佛遇之。

君本东乡士族，三岁失怙，母太夫人矢志抚以成立，少劬学，读古人书能知其意。及试，厄于遇，乃走京师，供事阁部，叙年劳以少尉发湖南，非其志也。然君转以不举其职为虑，常慨然曰：“人重官，非官重人也。以孔子之圣，尚为委吏为乘田，程子则谓‘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吾敢自菲薄哉？”初权桂东尉，属粤盗跳梁，君以治团练功擢主簿。时乡兵获贼谍二，君詧之乃被掠而逃归者，力排众论，出其死。寻授长沙少尉，待狱囚恩威交济，时以善言劝化，囚多感泣。岁蠲清俸，寒施絮，暑施药饵，今二十年矣。初杜中丞瑞联守长沙，伟君才，檄权郡司狱，而长邑囚即肆无忌惮，相搏噬，上官以君善抚驭也，檄回本任，遂以帖然。时君已晋阶别驾，加盐课司提举衔，而王司徒文韶时方抚湘，疏荐君以通判留湖南补用。崇方伯福主计典，复以卓异荐，称其宅心行事，老成练达，为不可多得之员。君遂由提举衔加秩，请二品貤封赠父祖，如其阶。德配王夫人称贤内助，长嗣绥芝，官粤西，所莅有名绩；葆芝、培芝，并为名诸生；蔼芝官皖南，印芝敏于读。驷马之门且日大矣。

今年三月，为君六十揽揆之辰，僚友制锦称祝，来征侑爵之辞。余惟君之仁心为质，众载口碑。有熊兴林者，禁锢十年矣，君数白其冤，上官詧其非私，遽释之，君复助以行赀。余族子某，本村农，以从军洊保千总，归抚标，为人所牵累，愚讷不能举其辞，陷囹圄三年，首祸者远飏，其终无出理，亦赖君获昭雪。君之造福群生类此者，匪一端也。然而人之知君，犹其外著之绩耳。

君天怀夷旷，随遇而安，在官读书课子，常若置身簪笏外者。既重刻《钦定全唐诗》《皇朝经世文编》缩为袖珍本以饷艺林，复集同志，采辑道咸已来名臣魁儒有关学术政术之作，勒为《经世文续编》，不胫而走海内。乌虖，兹岂俗吏所能为者耶！然则仙尉之流风遗韵，君殆近之，而吏隐之目，亦惟君之爱素好古为足当之无愧色。拟以东方生，犹觉非其伦也。谨质言之为君寿，且致无疆之祝，计必不以为谀也。[③]

对于此文，有以下几点考述：

第一，寿序的主人饶玉成（1823-1892），字恩泰，号新泉，江西抚州东乡县人，家富藏书，钟情文史。清咸丰五年（1855）拣发湖南，署理桂东县典史，转任长沙县典史，升任长沙府理刑，“四次俸满，保升盐运同衔湖南即补通判”。[④]抚州为李元度当年艰苦征战之地，于当地民众为有功之人，饶玉成心生感激，也在情理之中；饶玉成翻印《全唐诗》，编刊《经世文编》，嘉惠学林，利国利民，李元度惺惺相惜，也属事出有因，这或者是李、饶二人结交的因缘际遇。

第二，该文见于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四“治体”八“臣职”，与路德《老安司纪事诗序》、林则徐《书强忠烈公遗墨后》、牛振声《重刊方正学先生年谱本传序》、李元度《李东阳论》、乌拉喜崇阿《遵旨酌议折》等文并列。《经世文编》及《续编》本来就不是以文体类分，而是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为大纲，只不过编者将他人给自己写的寿序收入编中，还是有些异样，当然也可能事出有因。

第三，此文未有作年，据序文“今年三月，为君六十揽揆之辰”，饶玉成生于道光二十三年癸未（1823）三月二十八日，六十初度，当为光绪八年壬午（1882）。而当年二月二十九，李元度之母以八十六岁高龄考终乡里，三月间李元度忙于治丧，接待宾朋，直至月底成主，[⑤]揆以情理，《饶新泉六十寿序》当作于三月之前。据此，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光绪七年的翠筠山房刊本及光绪八年的双峰书屋刊本均无此序，仅见于光绪八年双峰书屋补刻本，而文中为何称“《经世文续编》不胫而走海内”，因为说的是此前的两个版本。

第四，借“吏隐”说巧为六十老吏作寿序张目。据饶玉成光绪七年所作《经世文续编》自序，称“玉成江右辁才，自咸丰乙卯签发来湘，旋补长沙县尉，投闲置散，不敢谈当世之务，历任既久，公暇遂多，典狱恤囚而外，惟以课儿校书为乐”，整整二十六年，从三十出头到年届花甲，大好岁月耗费在“典狱恤囚”与“课儿校书”，[⑥]职级也都是典史（未入流）、县尉（八品）与运同衔通判（从六品）这样的县府佐僚，[⑦]一生职守志事，难称如意称心，而六十之年忽焉已至，李元度为花甲老吏作寿序，如何落笔，想来颇须沉吟。目前我们看到的，乃是从“大隐在朝市”生发，借东方朔吏隐做铺垫，转入“吾谓吏隐之高者，莫如汉南昌尉梅子真”，“其为尉也，殆有托而隐焉”，后世“功利之害深痼人心”，“若能希风仙尉之万一，尤当绝出流辈”，“今乃于新泉通守仿佛遇之”，句句切合饶玉成的赣籍与尉官；最后收束到“君天怀夷旷，随遇而安”，重刻《全唐诗》《经世文编》以及赓续自编《经世文续编》，“兹岂俗吏所能为者耶”，不仅“拟以东方生，犹觉非其伦”，而且是对“仙尉之流风遗韵”的发扬光大，“谨质言之为君寿，且致无疆之祝，计必不以为谀也”。

 

（二）《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序》

《经世文编》之目，昉自明华亭陈卧子先生。近年善化贺耦庚督部辑《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参订者为邵阳魏默深先生，去取矜慎，海内风行，不愧经世之目。

盖学术之途三，曰义理，曰政事，曰文章，即古所称三不朽，亦即圣门德行、政事、文学之科也。凡义理与政事，必藉文章发明之。义理之说，圣贤及儒先备矣，政事则与时变通。一代之兴，其典章制度，率斟酌古今之宜而出之，或藏在册府，或勒为官书，或散见于私家之著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文之至者可以载道，其次则明道，又其次则道政事，汉儒所称实事求是，皆为经世计也。自雕虫篆刻之习盛，文章与政事始判为二，文不关于政理之得失，则虚车而已矣，鞶帨而巳矣，世何贵有是文哉？今以经世求文，则文章与政事合，义理即在其中矣。谈义理者虽穷极要眇，尚或可以空言树帜，政事则宏纲细目，坐而言即起而行，章之以文，其量可以经天纬地，次亦可备国家之掌故。盖文能经世，始为有用之文。然则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固在此而不在彼欤？

贺氏之编成于道光中叶，汔今余四十年，名卿巨子、鸿达魁垒之彦，接踵辈出，宜必有搜讨而赓续之者。饶新泉通守笃素好古，吏隐湘中，公暇取近时文章家，择其言之足以经世者，用贺氏法分隶八条目，以类相从，名曰《经世文编续集》，亦当世得失之林也。

夫政事随时而损益，其因革异同之成迹，则具见于文章。故同一河也，昔之南行者，今则北矣；同一漕也，昔之河运者，今则海矣；同一盐也，昔用纲法者，今则票矣；同一兵也，昔用旗营者，今参以练勇矣；同一邦交也，昔之交易口外者，今则朋游中土矣。其他礼乐刑政，并有变通。盖自贺氏成书后，数十年间，而政事之沿革已若此，宜文之日出而加盛也。有一代之政事，即有一代之文章，万古日月，光景常新，虽百世可知也。后之君子，计必有赓坠绪而引而日长者矣。

光绪七年八月平江李元度序[⑧]

该文见于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首。卷首序文4篇，第一篇即李元度序，第二篇巴西（今四川绵阳）进士、前任永州知府孙桐生（1824-1909）序，第三篇为善化（今湖南长沙）举人俞錫爵（1823？-1901？）序，第四篇为饶玉成自序。自序居末，李序最晚出而排第一，显然是以年齿与官阶排序，[⑨]既是人之常情，也是编书通例。

这篇佚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能经世，始为有用之文”，较桐城文派的“义理、辞章、考据”说更进一步。

李元度不以古文名家，而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著考》一再其归入桐城文派。这篇序文，李元度从“学术之途三，曰义理，曰政事，曰文章”入手，进而据“凡义理与政事，必藉文章发明之”立论，而归结于“今以经世求文，则文章与政事合，义理即在其中矣”，俨然与桐城文派同一声腔。李元度在曾国藩幕府为时五六年，其间正是曾国藩推扬桐城文派、张大湖南文风之时，可以想见，曾国藩的桐城文论，对李元度应该是很有影响的。

不过，细读此序，后半篇似乎发力更大，“文章与政事相表里”的意味更浓。李元度以亲身见闻，列举“同一河也，昔之南行者，今则北矣；同一漕也，昔之河运者，今则海矣；同一盐也，昔用纲法者，今则票矣；同一兵也，昔用旗营者，今参以练勇矣；同一邦交也，昔之交易口外者，今则朋游中土”，畅论政事与时变异；而“政事随时而损益，其因革异同之成，则具见于文章”，故“有一代之政事，即有一代之文章”。贺长龄《经世文编》距今已经四十余年，“政事之沿革已若此，宜文之日出而加盛”，“名卿巨子、鸿达魁垒之彦，接踵辈出，宜必有搜讨而赓续之者”，“万古日月，光景常新”，也就是说，“以一代之文章，存一代之政事”，饶玉成有志于此，这便是《续编》的价值所在。序文结笔“后之君子，计必有赓坠绪而引而日长者矣”，不仅是有感而发，更是体现心系国运民生的经世情怀。

第二，饶玉成自序，称“续辑道咸以后五十余年中，名公著作有关世道之文，得数百篇，经李次青方伯鉴定”，尽管李元度序文并未言及此层，但《续编》共计519篇，饶玉成自序称“博收而约取”，[⑩]《例言》更是说“兹编于道咸同光四朝之文，博采兼收，各极一时之盛”，[11]可是收录李元度一人之文已达15篇之数（几近3%），饶氏自序还言及该书“经李次青方伯鉴定”，结合饶玉成在湘南、湘中的仕宦经历，不仅与李元度略有暗合与交集，而且还曾经出手援救李氏族人，而李元度罢官乡居，整理编刊《国朝先正事略》，与饶玉成固然都有相同的文献情结，这应该就是李、饶二人文字交游的渊源所自。

第三，篇题与篇末皆称“《经世文编续集》”，饶书实为《经世文续编》，饶玉成将其收录，名从主人，依作者之旧，“经世文编集序”，沿而不改。另外，检《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八月，李元度一直都在长沙盘桓，此文篇末署“光绪七年八月”，大概是作于长沙而交付饶玉成者。

 

（三）《椒生诗草序》

昔人耻绛灌无文，随陆无武，盖以通材之难也。大丈夫提兵绝大漠，以战则胜，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又或乘长风破万里浪，周历海邦，观异域山川形势之险易，进取之方略，以一吐胸中之奇，而为中国申继绝存亡之大义，其于风云月露之辞，宜无暇及此也。然而夫子曰：诵《诗》三百，必达于政，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于政事文学不特兼之，且若同条而并贯，其故何哉？《诗》之为教，本人情，通物理，其言温柔敦厚。先儒谓事理通达则心气和平，以是出而为政，允文允武，如吉甫之宪万邦，无所施而不可。若王君爵棠观察，殆其流亚欤！

君本乡贤船山先生之裔，少为名诸生，工诗文，科第可戾契致。遭时多故，投笔请缨，转战楚豫燕齐间，出关陇，与定西陲。既而屯戍真州，吴下倚为长城。迨奏调赴粤，治海防，遂补督粮道，权雷琼兵备道，分防琼州。君足迹遍天下，其无暇为诗古文与憔悴专壹之士竟短而争长也决矣，而君卷不释手，辄寓意于诗，其诗各体并工，生气远出，一本真性情所发摅。昔人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君其有焉。尝奉檄游日本，考其山川图记，阴求天下奇士，归作《谈瀛录》，其志量深且远矣。又尝撰《国朝柔远记》，以寓“那颂”先民之思，附以《蠡测刍言》，谈时务者奉为圭臬。当是时，俄人肇衅朔方，琉球又为倭夷所并，君发愤走阙下，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帅锐师规复中山。时虽不用，闻者壮之。其达于政事又如此，宜其诗之绝伦而轶群也。

光绪甲申春，君在琼营，走书乞序其诗。琼州古儋耳，东坡之游迹在焉。世称坡公诗文以海外所作为奇绝，“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二语，即海外集之总序，正以兹游奇绝冠平生也。然则充君之才力，又得江山之助，吾恶能测其所至哉？屈指大功告蒇，君且作为歌颂，以继“江汉”“常武”诸诗，吾见文学与政事将合为一手也。君其勉旃，余日望之矣！

时在二月即望，平江李元度拜序[12]

    这篇佚作，见于王之春诗集《椒生诗草》卷首。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省清泉县（今衡南县）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同族后辈（八世从孙），秀才从军，以乡谊在曾国藩、彭玉麟旧部历僚佐、营官，并得到李鸿章、左宗棠赏识，十余年间，先后出入湘军、淮军与西征楚军，转战中原、西北与东南，历官山西、安徽与广西巡抚。光绪九年，王之春时任雷琼道，地当防务要冲，即李文所称之“君在琼营”。至于何以“走书乞序其诗”，本文作者时在何处，文中皆未曾叙及，兹略作考述于下：

文末称王之春邀序在“光绪甲申春”，落款为“时在二月既望”，即清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1884年3月13日），不烦详考。兹据《郭嵩焘日记》，本文当作于广州。

光绪九年（1883），中法外交纷争加剧，战争首先在越南打响，边境战事，一触即发，清廷命在籍养病的兵部尚书彭玉麟（1816-1890）自湘赴粤，镇守广州，主持两广军务。离湘之前，彭玉麟招邀赋闲多年且此时母孝在身的老友李元度南下广东，协助处理军机奏章。湘军初创，李元度即为曾国藩军幕负责奏章，当时彭玉麟等人还只是前敌营官，因此彭玉麟奉旨之后，随即从衡阳赶赴长沙，与在省之湘军早期高参郭嵩焘、李元度等密商进止，面请李元度南下广东，总办奏疏，并托李元度儿女亲家郭嵩焘劝驾。事见彭玉麟九月十七日辰刻《致郭嵩焘》：“折稿经次翁斟酌，甚妥，顷已匆匆过目……折友实不得人，犹求晤次老，代劝驾，三月后必送其归也。今日舟中有事，不能入城面求次翁，特请早安。”[13]李元度赴粤一事，《清史稿·李元度传》及李积琳所撰《李府君行述》皆系于光绪十年，并误，除上引彭玉麟信，还有光绪九年秋冬间的《郭嵩焘日记》为证：九月十四、十六日，彭玉麟在长沙两次造访郭宅（郭嵩焘曾任广东巡抚三年），十八日设宴，郭嵩焘、李元度等人与席，郭、李二人先后向彭玉麟推荐缮写文书人选；二十日，李元度“回平江”料理南下事宜；十月初九、初十日，郭嵩焘在长沙两次会见李元度；十一日，郭嵩焘“寄彭雪芹宫保一信，亦致李次青一信，托其带赴粤东”，“顺道为李次青送行”；[14]十二月二十日，郭嵩焘接李元度来信，日记中称“李次青信铺张刘永福战绩，并述及雪芹宫保以‘力拒洋人、不与相见’为义”；至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郭嵩焘在长沙“接李次青书，由李西墀（即李元钺，李元度族兄）带至，询知次青三月十三日从广东北归”。[15]李元度在粤期间间，足迹未曾离开广州，据此，则这篇作于“二月既望”的序文，当作于广州大黄滘营中。

以年辈、资历与战功而论，李元度于王之春都堪称尊长，更与军中主帅、兵部尚书彭玉麟为几十年的同袍战友，此时位居帅幕，起草章奏文报，所以，王之春这才以乡晚的身份、湘军的情谊与前线要塞的杀敌热忱，将近年诗钞送呈投笔从戎的前辈作手，专程修书求序，与李元度开启一段文字因缘。李元度书生从军，身临前敌，转战江西、浙江与贵州十余年，大小数百战，积功实任浙江温处道、安徽皖南道、浙江按察使各职，因此，序文也就对王之春的“投笔请缨，转战楚豫燕齐间，出关陇，与定西陲”、“屯戍真州”以及“奏调赴粤，治海防”与“分防琼州”着意表彰，进而落笔到“君卷不释手，辄寓意于诗，其诗各体并工，生气远出，一本真性情所发摅”，归结于“充君之才力，又得江山之助”，“屈指大功告蒇，君且作为歌颂，以继‘江汉’‘常武’诸诗，吾见文学与政事将合为一手”，行云流水，得体得法。

    另外，《椒生续草》卷二有《怀李次青方伯（元度）》一篇，一并抄录于下：

蒙泉出山下，浮云起太空。云行聚还散，泉流西复东。好友不常见，此景将毋同。况复忘年交，教益承光风。一朝陈臬去，列柏森黔中。仆亦泛琼海，治军事匆匆。迩来赋行役，南交路蚕丛。瘴疠不为灾，体气渐自充。徒念溯洄诗，寸心托飞鸿。鸿飞渺何处，仰视目力穷。所幸黔粤近，往来藉诗筒。眠食近奚似，善保金玉躬。遥知两地心，隐隐或相通。除却平安字，何以报我公？[16]

 

（四）《国朝柔远记序》

古今之国势，自唐虞三代至秦而一变，井田、封建诸法荡焉无存，此一时也。自汉唐以后，至国朝道咸中而又一变，举际天并海，从古不通中华之国，并梯山航海，重译来同，此又一时也。斯二者，皆天也。虽然，天不变，道亦不变，盖至变中有不变者存焉。论者佥谓天主、耶稣诸教自明季阑入中土，惧夺吾尧舜孔孟之席，吾谓不然。盖不特彼教不能夺吾尧舜孔孟之席，且深幸尧舜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特自今日始。何者？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天地之生人为贵，薄海内外诸国皆人也，皆可与入尧舜孔孟之道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国，又相去数万里，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故不知有圣人，未得闻其教耳。天诱其衷以互市，故朋游于中土，而渐近吾礼义之教，自当幡然大变其故俗，尚何虑其夺吾尧舜孔孟之席哉？《中庸》不云乎：“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物之性且当尽，况异域同在并生并育之中，若听其外圣教而终失其性，何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乎？天心仁爱，圣人有教无类，必不忍出此也。圣人之道，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此正尧舜孔孟之实录也。其曰舟车所至，则今日之火轮舟车，圣贤早知之矣。此圣教将行于各国之大机括也。

夫圣教在中国，亦以渐而及也。尧舜都冀州，其时惟今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数行省为中原，余皆要荒服也。孔孟时，吴越荆楚尚为蛮服。宋以来，三江、两湖、闽、越、黔、滇、川、粤始大盛，文学比邹鲁。谓非圣教之自近而远欤？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两粤诸苗瑶改土归流，亦自开辟以来始沾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万里，则中土业已遍覆无遗，繇是可以及外国矣。然则尧舜孔孟之教，盖渐推渐远，初无一息之停也。

臣友王之春有见于此，爰撰《国朝柔远记》，自圣祖讫穆宗朝，凡怀柔泰西诸国之事迹，皆备纪之。虽不无“猗那”先民之思，然正以见累朝圣人兼容并包如天之量。天欲使尧舜孔孟之教自中国以施及蛮貊，列圣先天而不违，故在二百年前即已启其机括。盖天地无外，圣人无外，故列圣之包涵遍覆亦无外。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书，丕变其陋俗。英国近有比递斯尼教，以躬行实践为宗，此即尧舜孔孟之正教也。彼其所谓天主、耶稣、希腊诸教，已自悟其非，而迁乔出谷矣。岂非自然之气机动于不自知，列圣早已启其端哉？

之春又以己意撰《蠡测刍言》十三篇，曰慎约议、联与国、广学校、精艺术、固边防、修船政、兴矿利、防漏税、强兵力、练民团、禁贩奴、编教民、论鸦片，皆时务切要之言。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是则迂儒俗吏而已。当今日之时势，强邻相逼而来，几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立制，以孔子固圣之时者也。孔子陈九经，曰柔远人，来百工；孟子极论交邻之道，已预知今日之时事。此十三篇者，皆救时之急务也。虽然，有本焉，富强其末也。孔子曰：“足食足兵，必要其归于民信。”又曰：“庶矣富矣，必要其归于教之。”孟子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此我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历世相传之本务，而不可一日忘者也。

洋人所奉者天主，然而天道之所忌彼皆犯之。残忍，天所忌也，洋人于火攻则精益求精，于鸦片则创鸩毒以害人，充其量不至尽天下之人类不止，犯天之忌一。机巧，天所忌也，洋人无事不用机械，犯天之忌二。强梁，天所忌也，洋人则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犯天之忌三。阴险，天所忌也，洋人吞噬兼并，每蓄意于数十年前，而坐收后利，犯天之忌四。狡猾，天所忌也，洋人智取术驭，得寸进尺，犯天之忌五。忘本，天所忌也，洋人不敬祖先，废宗绝祀，犯天之忌六。黩武，天所忌也，洋人恃其船坚炮利，不戢势将自焚，犯天之忌七。专利，天所忌也，洋人上下交征利，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犯天之忌八。奢侈，天所忌也，洋人厚于自奉，穷奢极欲，犯天之忌九。忌刻，天所忌也，洋人暗分朋党，彼此猜嫌，犯天之忌十。然则为洋人计，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亦断难必其有终，故惟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无犯造物之所忌。此尧舜孔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则，言时务者虽师彼之所长，尤当以尧舜孔孟相传不变之道为本务，而后可与言富强也。

光绪十年甲申三月，臣李元度谨叙[17]

该文见于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首，从落款“甲申三月”可知，距《椒生诗草序》不过一月，前引《郭嵩焘日记》称李元度“三月十三日从广东北归”；又据彭玉麟光绪十年三月初三日《致郭嵩焘》，有“次翁服满大事，不敢屈留，刻下尚虚此席”之句，[18]则似乎三月初三以前，李元度就已经辞去（此番离营回乡，是因为五月母丧服除，归家举行禫祭之礼）；再从该文抄录大段十余年前旧文（说详下）来看，作成于平江的可能性更大。

《国朝柔远记》是清朝对外关系史料汇编，多为君臣间的谕令、奏折及相关文献，据王之春光绪六年（1880）自序，此编意在“搜葺陈编，考证往事”，“俾颠末尽窥，得失互证”，“或有裨于久安长治”，[19]以编年为纪事，考得失为镜鉴，体例周详，用意深远。该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首次刻印面世，卷首即各序，分别出自王之春湘军前辈彭玉麟、李元度或江南任职上司谭钧培（1828-1894）、卫荣光（1826-1890）等人，其中谭序据“惟圣知几，亦惟圣因天”立言，卫序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论，都只附和清朝列宗化干戈为玉帛的“柔远”国策；彭序则强调彼之“归顺”与我之“驯伏”，李序则更加铺张，大谈“尧舜孔孟之教”以及“天道十忌，洋人十犯”，篇幅最长，落笔最重。究其原因，主要是身处抗法前线，有感而发。李元度于光绪十年十一月抵达广州彭玉麟幕府，彭玉麟位居兵部尚书，奉旨赴粤筹防，且又力主抗战，而法军又海陆两路威胁两广边防，李元度书生从戎，戎马半生，此时身处帅府军幕，同仇敌忾，有些言论涉于虚矫，也在情理之中。

此次中法战事，乃为越南而起，驻法公使曾纪泽（1839-1990）主战，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主和，曾纪泽之叔、两江总督曾国荃（1824-1890），前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皆不认同开战，但都很少公开表态；而彭玉麟则意在决战，启程之际，沿途张贴谕民告示，甚至有奖励仇杀法侨、禁止商船入港等条。郭嵩焘为此一再去信开导以致责难，今人可从《郭嵩焘诗文集》得见一二，如《致彭宫保》说“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直陈之麾下，幸冀有所采纳”；《复李次青》直言“公于洋务，终未有明”，“窃虑雪帅气太盛，语太轻，此所以关荣辱乃在天下国家，深愿在事诸公之熟筹而深计之”。[20]彭玉麟回信辩驳，郭嵩焘则在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日记责彭“所论洋务，皆呓语也”。[21]今所见《彭玉麟集》删减殆尽，如光绪十年三月初三日《致郭嵩焘》，仅有“至于主人翁一切举动心机，次翁自能详叙，不必赘述。弟驻大黄滘南石头营次，无善可陈”数语，可见端倪。

此文的主旨，在于“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西人奉天主，犯天忌，必将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尤当以尧舜孔孟相传不变之道为本务，而后可与言富强”，与王之春编书用心与书中史事颇有偏离。实则李元度早有此意，此次不过牵率而出。检《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收有《答友人论异教书》，序文前两段畅论“圣教”“异教”，几乎全部出自这封信，《文钞》为光绪四年李元度自编，该信前后皆同治年间作，可见李元度“圣教”“异教”之辩，早已畜之于心，历有年所，此次借“柔远”之义，正好畅所欲言，而“十忌”“十犯”则不免偏狭与局限。

一年之后，中法战争结束，马尾之战，基隆之战，澎湖之战，损失巨大，“柔远”的世界观下，《中法天津条约》又一次丧权辱国。与此同时，李元度进京觐见，清廷授职贵州按察使，李元度上奏《敬陈海防疏》，谋国之忠依旧，而其“筹饷十策”与“筹防十策”，不仅“颇采时论”，而且“酌参西法”，诸如改钞法、招鼓铸、开矿厂、建海军、立帅府、辟台疆、修炮台、设公使等，眼界一开，言论随之大变，筹措也更为切实。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李元度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显示出新的思想高度。

 

（原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湘学研究》第十六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