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正日，已经百岁高龄的饶宗颐并未守在香港，而是远涉重洋，来到巴黎举办“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展”。饶宗颐用“荷花”贺回归，以香港为首发地，先在全国各地巡回展览，直至今日，他把画展办到了法国，“莲莲吉庆”预兆着香港回归20年吉庆连连。

饶宗颐是人所共钦的汉学“泰山”，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一手缔造的“饶学”震古烁今，在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以及宗教史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都卓有建树。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广州日报记者对话百岁国学泰斗饶宗颐，讲述他的香港情缘。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饶宗颐说，1939年8月，中山大学聘饶宗颐为研究员。为了能够继续学术研究，饶宗颐决定到已搬到云南澂江的中山大学去当研究员。

1949年初，为躲避战乱，33岁的饶宗颐在香港定居下来。“留在香港，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到港后，我整个人改变了，一切重新开始，所有的转折，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我变成了一个新的饶宗颐。”

定居香港成就学术巨人

定居香港后，饶宗颐除研究史、地领域外，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词学、经学、文史学、艺术史等。为了解各种文化，饶宗颐除了英语，有学习了法文、日文、德文，还学习了梵文和西亚楔形文。

与饶宗颐并称“北季南饶”的季羡林曾说，饶宗颐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由于懂得多种语言，饶先生走了一条外人无法重复的学术道路，广博的史识，使他能在东西方一些国家历史文化、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处，不断地创新、创新、再创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饶宗颐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他先后游历了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结交了欧美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彼时，正是东西文化交融、旧学新知博洽无间之际，他成为那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东学西渐”的先行者。

1976年，饶宗颐60岁，西方汉学界早已承认他为“世界汉学的导师”“亚洲学术的骄傲”。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邀请，在阔别内地30年之后，首次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终于实现遍游神州大地的夙愿。

作词庆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回想起香港回归时的情形，饶公说：“那天，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啊，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当天，他为了贺香港回归专门作了一首临江仙，庆贺香港回归。

这首《临江仙·贺香港回归》与此前他所写的《宋王台赋》“遥相辉映”。他介绍说，《宋王台赋》是他来香港之后不久写的，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正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他，一次去参观宋王台，让他感慨万千，“台空名在”，物是人非，香港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于是，饶宗颐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文章一挥而就。

“我和香港有某种相似，都经受了沧桑沉浮。”饶公说。

1996年10月，香港回归前不久，香港举办“饶宗颐八十（书画）回顾展”，香港各界要人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的国画，国画长一丈六尺，名为《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饱含着八十岁的饶宗颐浩然大气和对香港回归的祝福，这是“我为回归专门创作了的国画《百福是荷》，表达我对香港回归的祝福。”

饶宗颐的中国梦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每当重要的回归纪念日到来之际，饶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祝福着祖国和香港。“为香港回归吉祥钟金钟亲笔撰写铭文”“赋诗、作画庆贺香港回归”“举办画展庆贺香港回归”……

“香港基本保持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香港成为‘不慕物欲、甘于孤独、潜心学术’治学者的宝地。”饶宗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更加要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潜心做学问。

饶宗颐确实把更多的时间留下来做了学问，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至今，饶宗颐仍笔耕不辍，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作品公布。2000年，饶公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在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此外，在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之际，饶宗颐还荣获香港回归15周年“15位功勋人物”称号。

2013年香港回归纪念日前夕，饶宗颐作《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

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尽管在近代以后中国饱经沧桑，但历史辗转至今，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饶宗颐说。

从不打牌、打麻将

曾有人将饶宗颐的学术成就与王国维相比，饶宗颐自己讲其最大的优势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了49岁，王国维50岁，和他100岁的成绩相比，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燃烧得红红旺旺，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百岁饶宗颐颇懂养生之道，他以抚琴为乐。为免使心理在得失中起伏波动，他从不与人对弈，也不参与打牌、打麻将等娱乐。他不上网、不用电脑，但每天都会看报、看电视，以及看专门为他打印的文件资料。

走路时，他养成脚跟先着地的习惯，好处是稳健、不易前倾；另一个好处是脚跟先着地，可以通过脊椎将动力传到大脑，真正做到“真人之气以踵”。

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之持之以恒的锻炼，使他能够健康长寿。如今已经102岁的饶宗颐依然精神矍铄，更满怀信心地迎接“茶寿”（108岁）。

谈香港回归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

广州日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促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沟通交流，无论是文化还是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香港回归前后，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饶宗颐：香港是个很重要的地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期，一些共产党人为避国民党来到香港，这里是个避风港。香港曾有这么几年的安定，离开了政治和时代的风暴，这很重要。

王粲写《登楼赋》时，是向往中原的，他很苦闷。我曾经有篇演讲谈及这个问题，那时香港还没有中文大学，我在港大教书。那时大家想创办第二个大学，有人不同意，说香港是个殖民地，没有必要，只可惜，我当时的地位还不能左右这件事。

1956年，我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这次国际汉学会议，世界许多国家都派团参加，我们国家也组团参加了，来了包括翦伯赞、夏鼎、张芝联、周一良在内的一些学者。会议期间，虽然大家住的地方几间房连在一起，出出入入也都要见面，但他们与我不敢有太深入的交流，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与一个香港学者探讨学术，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大家都比较谨慎，有所顾虑，以至于后来我与他们没有多大的交往。

我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家乡，期待着重返故土那一刻早点到来。

1979年，我阔别了内地30年，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中山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二届古文学会会议，我接到了邀请函，心情无比激动，立刻答应参与此次会议。首次内地之行，虽很短暂，但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又见到了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的学者，亲朋老友，在一起谈学问、论观点，与大家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更加欣喜的是，我的五弟饶宗楷也应邀赴会，分别多年，得以相见，倍感亲切。

1979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国家的经济在发展，文化与学术在前进，文艺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我和内地学者的交流也越来越紧密了。1980年，我出席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古文学研究第三届学术年会，曾宪通写了《选堂访古随行纪实》，记载了和我在内地三个月的旅程：从兰州到敦煌，再到西安，又转洛阳，后上北京。1985年，我又应邀出席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二届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会议”，那段时间的交流，让我认识了顾颉刚、钱锺书、季羡林等人。

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和内地的交流更加紧密，先后在内地举办多次的学术和艺术展。2011年，我担任了西泠印社的第七任社长，以及天文学上“饶宗颐星”的授予，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的荣耀，我倍感欣慰。

谈国学传承

与钱锺书、季羡林互赠手稿

广州日报：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您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你是否与钱、季二人见过面，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你如何评价其二人？

饶宗颐：1980年，我在北京时与钱老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送了一本耶鲁大学教书时写的《晞周集》给他，该集由同在耶鲁大学教书的张充和教授手录全卷后出版。钱老送给我《管锥篇》的全套手稿，现在我还保存着这份手稿，有时我还拿出来翻阅。

季老则认识得更早，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在泰国出席学术会议，便与他偶遇，他比我大6岁，我们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一谈即合。当时会后，我和季老互留了通讯地址，在泰国的短暂相识，彼此留下了很好印象。

回到香港，我立刻将一套《选堂集林·史林》寄给季羡林请其指正。1984年，我自己的史学论著集将出版，我写信希望季老能为我的书籍写一篇序文，季老欣然接受，立刻起笔写下一篇上万字的序言。

1992年，我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小组聘为顾问，那年上门拜访了季羡林。两人谈了很多，从文学谈到古史，又到目前工作，畅怀自在，如数家珍。临别时还合影作为留念。

季老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夸，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了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置喙。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不幸逝世，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原来总理听知季羡林不幸去世的消息，立刻想到我，他知道我与季羡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心想着我一定非常难受，特定让秘书嘱咐我保重身体，不要太悲伤，我很感动。我写下了一首“挽季羡林先生”的七律，以表哀思。

谈养生之道

清静达观，保持“童心”

广州日报：你如今的生活作息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长寿的秘诀可以分享？您对如今的年轻人是否有一些建议？

饶宗颐：保持一颗童心吧，加上我喜欢写书法，做事专注，饮食不挑，生活规律，这些习惯都对人很有益。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佛学也有一句话，叫作：放下，看破。这是它的精髓。

我不服老，一切随缘，则能得大自在。我很欣赏那些虽是寿登耄耋，已经向着期颐，但仍然勤勤恳恳的人。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希望年轻人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