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文化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乡土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研究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只有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才能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关键词：修编 村志 发掘 传统文化 意义

　　中国文化是以聚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母体的，谈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封建文明，而这种文明又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和世系传承的特性。
 　　历经五千年进程后的今天，中国形成了经济高速发展而造就了强大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步的是现代文化也得以迅猛发展。诸如有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各类现代文化又分别衍生出层层的分枝分叶文化。目前中国除了广袤农村的2000多城市（县城）中，几乎各行业群体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些新兴的文化集合覆盖了城市社会，以至成了城市人现实物质生活以外的主要精神依托和追求。
 　　但是，如果对这些新兴文化的成因乃至其内涵追溯、剖析，可以发现，它们几无例外的都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乡土文化，无一不在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而后发展创新。这是由中国的最大国情——拥有幅员辽阔的广袤农村、数以10多亿计的农民主体所定义的。可以说，乡土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
 　　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历史变迁的主体，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乡村文化传统更深层次的代表了中国历史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而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纵观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因此，在当前文化大发展时期，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大力倡导、重视修编中国地方志中最小单位的村志，以村志为载体，举力弘扬中华母体文化的精髓，藉以凝聚10亿乡民的合力，进而渗透、感教数亿城市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同时通过对乡土地情的深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背景及其规律，为文化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提供基础资料支撑，无不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村志编纂与村落的现状
 　　涉越中国村落的沿革，村志编修古之有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汪叟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沈心卿以汪叟是否编纂《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时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咸丰六年（1856年）。30多年后，张启楠抄录《紫堤村志》，于民国8年（1919年）刻印《紫堤村志》，流传于世。《紫堤村志》自康熙至民国8年（1919年）的202年间，历创修、续修、增修，使其志体不断完善，内容渐实，成为上海地区村志的佼佼者。
 　　当代，自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修志事业兴起，截至2009年，全国首轮省、市、县三级新编地方志，共出版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地情书约7000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第二轮修志，也已有1000余部省、市、县三级志书出版面世。
 　　然而在如此宏大的方志事业中，村志的编修却不入新方志的规划，其编修处于自发状态。编修地方志向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流传下来大量的是省、府、州、县志书，作为县以下的村志则鲜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1949年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160多种，为总量的19‰，且集中于当时经济富足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
 　　幸得盛世修志，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未被列入新方志规划的村志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令人鼓舞。近些年，各省在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编纂村志。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是为中国第一部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了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323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子编纂村志。2011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村志编纂纳入政府工作，标志着山西省政府对修编乡村志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在山西省省会太原，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郊区的一些村庄正逐步的被“蚕食”。目前形成“城中村”的共有154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子里的居民，离开老宅子搬迁都市区新家。太原正组织半数以上的村庄编修村志，让村庄这个实实在在的氛围，成为村民记忆中的一部分。
 　　横观神州大地，目前全国村志编纂工作正在自发的形成一个良好开端。可以预言，不需若干年，中国村志的编纂必将掀起推波助澜的高潮，硕果累累，美轮美奂。
 　　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事实表明,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他们既需要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村志编纂首先未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兼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对广大农村尤其是对几十万个村落是一个强大的冲击，有的村落已经在冲击波下消亡。各乡村清代、民国时期的历史人文信息已基本散失，解放前后的珍贵历史人文信息亦濒于散失；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来的历史变迁尚未全面、系统的记录和整理。加之随着一些老农的相继去世，今后想做都很困难。这样，客观上就给编纂村志带来许多不便。因此说，村志编修是一项抢救性、紧迫性的工作，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有约60万个行政村。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5年至2009年全国每年减少约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如广东清远连州市河背村，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如今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山西省的一个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且随着老人陆续过世、青少年外出工学，这种典型的黄土高原生态村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些，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即将消亡的村落的一个普遍现象。
 　　农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些村落已经或行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所积淀的厚重文化也有消亡的可能。不即刻抢救这些历史文化，必然会造成历史的遗憾。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年广州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冠以“村名”的地方没有农田、菜地、祠堂等，早已看不到“村”的影子。而一些古老的村落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被湮没，被遗忘。为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广州市政协委员倡议，让广州的农村都行动起来，编写自己的村志。让广州一些古老的村落文化得以传承。
 　　二、村志对本土文化的包容并蓄
 　　不可否认，编修村志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就全国而言，村志编纂一旦全面铺开，必将留下体量硕大、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保存大量珍贵、翔实的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历史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蔚为大观的村志乃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所载事物，上可至起源，下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悉数记载；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可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发掘、保存历史遗存是村志存史资政、服务现实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本地域人文历史的记述，展示本地人杰地灵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风貌，是村志奉行不悖的宗旨。
    村志的包容性决定了村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和魅力所在。民俗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村志揭示了农村生活方式的空间差异。北方寒冷地区和南方温暖地区人们的着装就有区别，城市和乡村的服装也有很大差异，沿海地区与内地的服装也会有不同。饮食传统的地区性就更明显。以主食为例，北方食粟而南方食稻，是七千年来形成的差别；以菜肴为例，近数百年来形成川、粤、苏、鲁四大菜系及若干小菜系。居住方面，北京四合院、江南水乡民居、晋陕窑洞等等，分别展现了不同的地方特色。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乡土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有关。
 　　今天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构成，使用人口最多的是汉语文化区。根据主要方言系统又可分为七个汉语文化亚区，即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其中六个分布在长江以南，但使用人口不及汉族总人数的30％。从民俗的角度上说，凡方言皆产生于乡村。尽管我们还不能断定语言的空间差异之造成与自然环境必然有关，但可以肯定，自然环境的因素有助于强化语言的空间差异，有助于方言的长期保留。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是文学艺术。文艺创作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地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比如地方戏曲，有豫剧、平剧、沪剧、粤剧、黄梅戏、潮汕戏、川戏等。由于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源于生活，因此必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在广大农村，由于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不仅存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还有无数名人英烈；不仅有道不完的传说典故，更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留下的艺文字画。
 　　从方志功能来说，村志的体例，谓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举凡述、志、记、传、图、表、录等皆可运用。每村都有“概况、村庄来历、历任村干部、大事记、人物、附记”等若干个部分。基本可囊括一村中的要点，如果记述到位的话，一卷在手，便起到了“一叶知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其历史价值不可轻估。部分村志中若能绘制地理图也堪为之宝。普天下没有不变的历史，“变”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绘制村志中的各年代地图，连贯起来对读，可看出山川地形、河道、陆路、港口、政区、机构、街道、村落等等方面的各种变化。
 　　存史，亦为村志的一项重要功能。村落志立足于基层，有着更广泛的覆盖面，可保存许多市志、县志所无法收录的史料。新志书服务于当代，采取了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加上市志、县志本身容量的限制，许多历史上有过一定贡献或有着高尚德行的当地人物，如旧志书中所设的《孝义》、《乡行》、《儒林》等所载人物，多为新志书所不录。村志的编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可以说，乡村志比起市志、县志在存史上另具补充的作用。
    此外，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村级商贸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从村境内的街道到乡村小店，从经营门类到经营方式，从境内经营到省外经商，从经营者到商号，从经营方式到经营内容，无不详尽记述。如晋商、徽商等，均以村落、家族为最小的组织，浩浩荡荡走向城镇，走向各地。这些名不见于市志、县志的资料，都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不但为本村，而且为市县各地研究商业经济发展脉络，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
 　　部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由于未见经传，通过民间的传闻，形成了广泛的民间口碑资料，因年代久远，往往渗透传奇、怪诞的色彩，其真实性遂成为疑问。市志和县志为立足于信史的地位，对这些口碑资料多未能采用。但勿庸置疑，民间口头流传的许多俗语、掌故和传奇人物都有其历史的真实所在，富有资料价值。
    近年来学术界对东南农村中的“村志”现象甚为关注，关注的焦点乃村志对村民世系表的收录。1994年的《河头村志》，便出现了《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它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迄今已传23代的吕家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谱。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
 　　目前业已编出的每一部村志，尽管编辑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洋溢着质朴的民族豪情,这些往往为专业史学著作所欠缺。村志的入志对象包括全村的民众,农民之间有着非族即亲的血缘关系,有比城市要紧密得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几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叙史真切实在,一般少隐讳和曲笔，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全在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务求发扬光大。
 　　三、村志承载村落文化的重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设置的行政村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机构，是国家整体中的一个最基层的单位。1964年，毛泽东主席说过:“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足见党和国家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富裕、文明、和谐”成为拨动人们心弦的热门话题，而承载乡村万事万物的村志呼之欲出，已经成为新农村首当其冲的大事要事。
 　　今日提倡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实践证明，凡编出村志的村民和村干部已经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通过村志悟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为民是执政根本，只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共襄善举，大业功成。鉴古通今，继往开来，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扬长避短，奋发图强这个道理。
 　　目前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村志一般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每一个村落把本村的历史都有根有据地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例如,福建南安的《翁山谱志》追溯到了宋朝,浙江江山的《白沙村志》追溯到了明洪武年间。后者为仙霞岭中不过几百人的小山村,之所以能够确切地叙述悠久的历史,主要的根据就是依据族谱。试想,假如我国数以近百万计的村庄都理清了自己的历史,这将使史学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其二，成为鲜明形象的地情教科书。作为“一方之全史”，“百科之全书”的新编志书是对青少年一代近、现代史的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最好的乡土教材，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各类志书中，村志较之其他类志书更具有鲜明、形象的特点，更富有介入性。村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贴近、详实、鲜活。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从人文到人物，所记所载，紧贴村民，实实在在，具体形象，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一些古建古俗和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的非物质文化资料，更是弥足珍贵。对于了解社会，它是一扇别开生面的历史窗口；对于县志编纂，它是详实资料的可靠补充；对于农民教育，它是通俗生动的极好教材。可以预料，村志所记的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常见的日常生活资料，很可能将来就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瑰宝”。
 　　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村志在寻根问祖、追踪访亲中已经起到并正在起到巨大的作用。不妨看一看我国的城市居民,只要上溯几代,他们中的多数仍可以发现自己的祖先原来也是农民。即使上溯几代以上没找到先民,由于持久的传统和强大的农村氛围双重影响,从其身上也都不难发现农民习俗和思维的胎记。尽管现在有人能恣情享有豪宅和2500万美元的豪华轿车，但传统节日时照样回归故里，掬一把黄土于坟上，烧一柱香插坟前。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研究中国的历史无疑应该把村落史放到重要的位置。
 　　在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海峡统一、加强世界各地华人的联合等方面，村志也是最具凝聚力的媒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锻炼和培育起来的，为本民族成员所共同具有和追求的民族性格、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民族道德品格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一个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深深扎根于乡土，历久弥坚，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族精神的凝聚点便是包括村志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
 　　“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辽阳洲志乡土志》卷前)。村志使农民感到特别亲切，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爱国先爱村，爱村必读志。村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材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村情结，既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其教化效果透彻深远。
    村志既然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可低估它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警示、借鉴作用。村志的集合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编修村志最大的宗旨是全面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研究当今人们赖依生存的生态资源面临问题的最好方式。横向的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为了取得和维持所谓的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以致现代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要。
 　　村志还有一个实用功能之一便是，广为发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地处湖北省保康县南部边陲的店垭镇格栏坪村，在编修村志时，对本村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和总结。不曾想就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被淹没了几百、几千年的古文化被发掘出来。其中发现了楚文化、西汉文化、三国文化和明清文化的重要线索。另外，该村还有香龙观、白云寺、青龙寨、跑马淌、徐家花屋、向家祠堂等古建筑遗存。其建筑规模、建筑风格、名人轶事尚未失传。贺龙率红三军在此闹革命时，书写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仍清晰可辨。
 　　2011年8月，河北省永年县龙泉村村民赵毓志等人在编纂《龙泉村志》搜集史料时，在村中发现一本已有121年历史的光绪庚寅年(1890年)翰林朝考卷。该翰林朝考卷共10张，文字内容涉及16页。其中涵盖了包括永年籍光绪己卯年(1879年)举人、庚寅年(1890年)进士孟庆荣的个人简历、翰林朝考的12位阅卷大臣、所考名次及钦点职务名称、答题文章在内的四方面内容。该翰林朝考卷真实地记载了清朝光绪年间科举制度的一个历史层面，其发现对研究清代的科举制度和欧体楷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至于当今对于村志价值的认识，我们一些“七品芝麻官”最有发言权，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原学义评价当地村志时说：“村志会让人们铭记祖辈们万难不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村志会让人们弘扬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亮节高风；村志会让人们秉承勤劳节俭、尊长敬师、睦邻和亲、自强不息的崇高美德；村志会萦牵人们爱乡思乡的缕缕情丝，激发爱我乡土、爱我中华的一腔豪情。这也许就是村志的独特价值和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一席话语，明辨透彻。
 　　四、村志编纂的若干问题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村志未列入整个方志编修序列，目前村志的编纂多属自发行为、各自为政，因而亟需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就像省志、市志、县志，应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尽快从由提倡到规导的过渡。加大村志修编的宣传舆论导向，营造村志修编的氛围，宣传村志修编的重要意义，发动、号召村民关注、村民支持、村民参与。各级政府应出台有关条例、办法，从组织、规划、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
 　　村志编修业务，由于村志的存世量少，可供借鉴的范本不多，因此，方志界及其专家学者，有义务在媒体上提供一些村志编纂的理论知识和编写方法，从形式到内容作一个大体的规约，以飨编者。
 　　当前尤其急需解决的是村志编写力量问题。村志也是志，是整个方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的也存在是否符合体例，质量是否过得硬等问题。这样，就对村志编修者的业务水平有了一个较高的要求。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第一部现代村志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的编纂者毛兆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广西南宁市良庆区第一本村级志书《福海村史》的修志者并非饱学人士，而是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那敏村福海坡几位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的感受是“收集资料的过程是艰苦的，不过对我们来说，编写成文是一个更大的难题”。5人中除了主编李大柱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外，其他4位村民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泥腿子”。
 　　农民的热情虽高涨，但难保村志的质量。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李茂盛主任说：“目前，山西的村志编修没有统一的规范，编纂质量参差不齐，同时还存在宗族、派系、宗教成分过浓等问题”。在青岛等一些地方编写村志已形成热潮，但欠发达地区多数农村还不能开展村志的编写，缺乏编写人才，有条件编写村志的为数不多。
 　　2011年3月，人民政协网发表《新农村建设莫忽视村志编撰工作》一文，指出：纵观全国各地村志编纂工作，极不平衡，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目前还有许多地方存在着缺乏有效的领导、合理的规划和经费难以保障，以及村志编纂专业人员短缺等诸多问题。建议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明确相关的职能部门；将村志编纂列入财政预算；注重培养和选拔一批村志编纂专业人员，特别要积极鼓励有志于村志编纂、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理论水平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和农村老党员具体从事村志编纂工作。此举明哉智也。倘各级政府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去付诸实施，则国家之幸，农村之幸，百姓之幸。村志也能够早日登堂入室，成为中国方志大家族的一员。
     

（中国方志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王建设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