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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客籍华人第二代，岭南大学原副校长饶美蛟教授在青年时代求学时，选择到离中华文化圈腹地更近的香港接受高等教育，随后负笈北美，淬炼学问，学成后毅然返回香港，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主理岭南大学有关教学及学术研究的行政管理、质素保证工作期间，成为岭大1998年升格正名的功臣之一。
日前，记者专程赴香港对饶美蛟进行采访，了解他半个世纪求学、治学和参与教育管理的历程。
“客家文化可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了解到，你是第二代侨生，先后在马来西亚、文莱生活，为何会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接受高等教育？
饶美蛟（以下简称“饶”）：我是一位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出生的第二代华侨。我父亲的故乡在今天的大埔县西河镇漳北村思永楼，在上世纪30年代，他与我母亲在家乡结婚后，先后乘船来到南洋当时的马来亚做小生意谋生。
我出生的年代兵荒马乱，连“出生纸”（出生证明）也没有，生日是农历十二月初二，刚过20多天就是春节，按客家人虚岁的算法我就两岁了。因为是在二战日本投降前不久，出生年份可能是1945年初。
父亲因生意不太景气，后来决定举家迁居到文莱的马拉奕谋生，因为那里也有一位思永楼的宗亲。
我在那儿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在高中会考中获得五科全优的成绩。当年南洋华裔学生主要有两个升学途径：一是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另一个去处是台湾。台湾的大学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南洋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学费比较昂贵，超出了家庭的负担能力。
就在彷徨的时候，我从一位就读新亚书院的马来西亚籍学生发表在一份学生刊物上的介绍文章了解到，香港有新亚书院这所高等学府，学校有政府资助，入读学费只是南洋大学的一半。于是我提出申请，因为中学成绩不错，被免试录取。在对香港并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新亚书院读书，那时是在1963年9月。
记：华文教育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中国哪些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对你影响较大？
饶：我从小学到初中，念的都是当地的华文学校，对华文还是比较喜欢的。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阅读巴金、茅盾、鲁迅等上世纪3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文章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当时的东南亚华文学校，受大陆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还是蛮深的。除此之外，我也喜欢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而《红楼梦》是到大学阶段才阅读的。
因此，到了在诗里亚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我的居住地文莱没有华文报章，我受聘在课余为邻近地区沙捞越的一份文莱报纸撰写地方新闻（如社团消息）等稿件来换取学费、生活费。一般晚上撰稿，第二天交由公交车捎去报社，按月领取稿酬。
当然，我的英文水平也还是可以的，到新亚书院读经济学专业本科的时候，教科书全是用英文编写的，经过半年也就适应了这种学习方式。
记：你觉得客家文化或家庭环境对你的求学治学之路有哪些影响？
饶：家里直接的影响应该不大，但父母提倡的勤劳、艰苦奋斗、节俭观念确实是个正面的东西。客家人包括大埔人在内还是比较重视文化教育的，可能对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看一些书，接触一些人，形成一种意识，觉得读书是争取向上流动的一个阶梯，特别是家庭环境一般的人，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通过读书还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途径。
“现代大学发展，‘大师’‘大楼’都很重要”
记：香港岭南大学的历史渊源是比较久远的，你在担任岭大副校长期间，为它的发展和学术提升作出哪些努力？
饶：先讲一下它的历史，岭南大学原来在广州，在今天的中山大学校区，创立于1888年，是与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齐名的名牌教会大学。后经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科系分散并入其他高校。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有一批在香港的岭大校友如伍舜德、伍沾韦基球等人发起复校行动，从建立规模较小的岭南书院做起。
1995年，我受当时的校董会主席招显洸与陈坤耀校长邀请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岭大还是一所比较小型大学，没有清晰的定位。我在任期间，仿照美国一种独特模式，推动博雅教育（即素质教育）的开展。致力于提升师资水平，罗致一批学术贡献较高的老师，设法提升被招考学生入学分数线。
经过努力，岭大教师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有些科系发展不错。最近经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和研究资助局的评审，岭大整体水平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老牌大学差距不大，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像经济学、会计学、心理学等专业在香港高校中属于数一数二的水准，而且教学和研究水准也在整个中国高校平均水准之上。因此，我在行政岗位上，为提升岭南大学教学、研究以及师资水平，推动有特色的博雅教育是作了一些贡献的。
记：对大学之大的理解有“大师”和“大楼”之辨的说法，这关系到大学办学理念的争论，你是怎样看待两者的关系？
饶：以前有这个说法，是由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说的，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现在情况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科都有大师。目前香港的大学教师学术水平不错，有不少学科还是有大师的。
从大学发展来讲，师资非常重要，教学科研设备也很重要。文科某些领域，像历史、文学专业，只要有充足的图书，有很好学养的老师为学生作出良好的指导，可以弥补设备不足的欠缺。但除了这些专业外，设备对不少专业很重要。 “大楼”讲的其实就是设备，在理工科、医科领域，良好的教研设备是不可缺少的。
师资和设备对现代大学都很重要，特别是师资，我一直强调要重视。香港高校整体师资不错，平均力量比内地好，在世界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因此两者不能切割，两者都要兼备。
预见性提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
记：你在美国、加拿大攻读多个硕士博士学位，主要是靠奖学金顺利完成学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饶：我的学业还是比较顺利的。在上新亚读书之前，我曾在文莱当地小学担任教师，筹备了一点学费。来到香港后通过做工读生，即晚上为一所中学处理一些文件，加上新亚给的奖学金，解决了大学学费、生活费的问题。
到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留学有运气的成分，该校的华裔教授唐宗明先生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当时受聘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我曾受业在他门下。1968年，已在中文大学攻读硕士课程一年的我，经他推荐获得“福特基金经济学奖学金”，到范德堡大学攻读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当时获得的全额5000美元奖学金是个不小的数目。
在此之前，我已成功申请到联邦德国政府DAAD奖学金和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后因选择留学范德堡大学而放弃。因此在求学的过程中，关键是让自己学业表现做得更好，才是抓住机会的重要前提。
正是自身的努力，我得以在1968年—1977年期间，先后获得美国、加拿大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期间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两年。也就是说，我花了7年的时间拿到三个学位，从而能重返香港中文大学，把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终生志业。
记：学成归来，你在香港开展学术研究，很早提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有关构想，现实与你当年呼吁的预期兑现多少？
饶：我是比较早提出用一套制度来规范、整合两岸四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与几位学者一起提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概念。同时，大陆开放不久，我积极到内地讲课，介绍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理念，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培训。
当时我提出这个协作系统用“中华”而不用“大中华”这个字眼，是避免引起周边地区尤其是华人遍布的东南亚国家的疑虑。
30年后回头看这个建议，不但提议被广泛接受，而且取得不小进展。大陆与香港、澳门自2003年先后签署CEPA协议，大陆与台湾签署两岸经济协作框架协议。虽然香港、澳门与台湾还没有签订类似协议，但三地交往密切，总体来说已实现经济协作的制度化。
记：梅州还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祖籍地艰苦求学的学子，你有何寄语和箴言？
饶：我也不敢讲有什么特别好的意见。总结个人的人生经历，我认为，个人的勤奋和坚持很重要。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要想办法坚持自己定下的目标，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或道路有多崎岖，一定会有成功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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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记者原以为饶美蛟校长已经从岭南大学退休多年，应该比较方便敲定采访时间。经过询问，才知道年届古稀的他退休后的工作依然忙碌。
经过几次相约成行后，在香港跑马地的一个会所，饶先生应约接见记者一行。个子中等的饶美蛟先生精神矍铄，操着一口南洋客家口音的普通话，态度亲切。
他表示刚从韩国回来不久，主要是他义务参与数十年的香港工商管理研究社，每年会组织有关企业家和学者进行一次半学术性质的研讨会和考察活动，自己退休后还继续参与。
饶教授还透露，自己还应澳门工商管理学院的邀请，帮助该院开展学术评审，每隔两三个星期要去澳门一趟，把关评审质量保证系统。另外，空余时间还要坚持读书，写写文章。
谈起故乡大埔县西河镇漳北村以及家族历史，饶先生饶有兴趣。他表示，虽然身在香港，但因工作忙碌的缘故，祖籍地大埔只回过一次，不过他的两位分别在香港和云南的哥哥则回家乡探亲次数比他多。提起少年时代，他回忆，在中学走读期间，一段时间因经济比较困难，午餐常常是一个面包加一杯茶解决，偶尔才吃顿叉烧饭。他幽默地说，自己的个子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记者与饶先生交流中也多次听他提到大埔祖居思永楼。后去探访发现，离思永楼几步之遥就是大埔清代进士张薇故居仲裕楼，由此感叹，他祖居门前的漳溪河水见证大埔的人文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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