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与质感: 浅谈饶芃子先生的学术研究

-为饶芃子先生八十寿诞而作

宋剑华

(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饶芃子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她家学深厚，著作甚丰，成就卓著，在比较诗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贡献。虽然现在已是80高龄，但她仍旧勤奋笔耕，这种用毕生精力去坚守学术的执着态度，的确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者深表敬意。

我最早认识饶先生，是从认识她的学问开始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时，我就听说中国文学研究界有三大著名女学者: 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另一个是兰州大学的吴小美先生，再一个就是暨南大学的饶芃子先生。在这 3 位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当中，除了乐黛云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外，吴小美先生和饶芃子先生，后来都成为了我最亲密的师长和朋友。我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海南，那时先生英姿勃发，气宇轩昂，一场不拿讲稿的学术报告，令我们这些当时正跃跃欲试的青年学子大为称奇，惊叹不已。先生演讲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其中有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她一再强调中国学界必须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比较诗学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横向的中西坐标，还应是纵向的古今坐标，古今中外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才是中国比较诗学的使命和任务。后来我陆续读了饶先生的许多著作，无论是中西比较诗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我发现先生自己

完全贯穿着这种研究思路，这无疑是先生取得学术成功的一大秘诀。

我进入暨南大学的时间较晚，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也就短短 10 年，但是先生同我谈论学术问题的次数，却并不少于她自己的学生。饶先生同我谈论中西戏剧美学的互动关系，谈论中西方文学意象之说的不同认知，谈论《长恨歌》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异域生存的延续与演变，先生每次都谈得十分尽兴，而我每次都受益匪浅。在阅读先生的理论著述以及与先生的交谈中，我一直都在寻找先生学术思维的最大特点，我发现用“通感”与“质感”这两个词来加以概括，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通感”，是指先生知识储备之厚与学术素养之高，使其能够对研究内容融汇贯通，自成体系，且通过对不同研究对象的精准释义去揭示其本质。我之所以说先生做学问具有“通达”之“感”，并不是在廉价地恭维先生“学贯中西”，无所不能，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学贯中西”之人，因为一个人的大脑不可能装下浩瀚无涯的知识海洋。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学术名师的真正标准，并不在于他( 她) 是否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而是在于能否把所学到的有限知识，最大程度地价值化与社会化。先生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通感”使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两大贡献: 一是她较早地参与了“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建设，并成为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是较早地开拓“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并身体力行，最终使这一学科成为了一个独立学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学界只要一提到“中西比较文艺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自然都不会忘记先生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参与建立“中西比较文艺学”理论体系，是先生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起步之作。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当代学术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时代。比较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性的风向标，几乎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研究最为耀眼的一道风景线。由于当时学界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一时间人们把鲁迅与果戈里、郭沫若与惠特曼、巴金与克鲁泡特金、曹禺与奥尼尔等中西方著名作家剧作家，置放在一种“相似性”的研究平面上，去机械而教条地寻找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直接导致了“西化”影响说的铺天盖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呈现出了从西方文学去寻根问祖的怪倾向。正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理性自觉，饶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便在钱钟书、王元化以及乐黛云等先生的开拓与启示的基础之上，积极主张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艺学理论体系，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去探讨中西方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先生不仅在各种场合大声呼吁，而且在自己领衔的学科中，率先创建了“中西比较文艺学”方向，先后出版了《中西戏剧比较教程》(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中西小说比较》(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中西比较文艺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比较诗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等重要学术著作，从文体学和文艺学等诸方面入手，探寻比较文艺学的内在规律。先生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不仅推动了比较文艺学学科的诞生，更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我们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先生比较诗学思想的受益者。

饶先生的比较文艺学研究，有两大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是视野宏大、立意高远，充分肯定人类文化的共性原则，进而以不同民族各自封闭的“自然之思”，去科学地论证不同文化之间的“同质”关系。饶先生对于比较文艺学的理解与认识，绝非跨文化影响那么简单，她从一开始便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文学的本源是“心灵世界”。既然文学与“心灵”相通，那么中西方文学之间，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共性特征，即人类情感与经验的共生性原理。我十分敬佩先生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功底，在参与整个比较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先生能够彻底摆脱那一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外在干预，全然以学术立场和学术心态去谈论学术问题，去研究不同文化视域下的文学审美观感，并且毫无任何主观偏见地畅谈中西方文学的经验意义，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犯禁”之举了。可先生就是这样，她只面对学术问题，只去言谈学术真理。在先生那潇洒飘逸的

论述当中，我们除了能够领略到文学至善至美的巨大能量外，丝毫没有那一时代残留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先生说她致力于创建中西比较文艺学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搭建“相通”的“桥梁”和寻找“对话”的“中介”，通过对中西方不同文化框架下艺术经验的对比研究，去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1: 1］。其实先生是在强调一个最简单而又最质朴的理论观念: 文化差异只不过是人类认知生活经验的思维性差异，无论这种思维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是多么的不同，它都绝不能脱离人类之思的基本原理。故先生认为文学艺术的共性经验，其本身就具有一种超越文化界限的内在品格; 而建立中西比较文艺学的东方体系，无非就是要去开辟一条中西精神对话的便捷途径而已。其二是真知灼见、理性思辨，在承认人类文化共性原则的大前提下，更去强调人类文学经验的不同感受与不同表达，进而充分肯定中西文学各自存在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先生

思想前卫，不落俗套，在参与创建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伊始，她就对乱用或套用西方理论话语的学界乱象，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焦虑情绪。在阅读先生的比较诗学著述时，有一种声音一直萦绕于我的耳边，即我们承认文学具有共性原则，但是我们认知这种共性原则，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先生始终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比较诗学概念，“并非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诗学”理论，必须解决东方的“缺席”与“他者”独语的尴尬处境，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比较文艺学理论体系［1: 7］。先生也一直在告诫人们，比较文艺学的真实含义，当然是要去发掘中西文学的共性经验，但更重要的则应是关注这种共性经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感受与表达方式。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比较文艺学的关键要素，应是民族诗学的独特性与世界诗学的会通性的完美组合。我注意到先生在其所有的论著中，凡是谈及某一文学观念时，都会去辨析其特性与共性这两种因素，并对其特性展开追根溯源的深入分析。别人怎么样我不敢说，但是先生这种辩证性思维，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1996 年我与杨春时先生在国内发起过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学术大讨论，其实点子是我想出来的，而这个点子的核心部分—中国文学的自我现代性，则无疑源自于先生对于民族文学审美特性的理性认知。

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去创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是饶芃子先生对于中国现当代学术界的又一贡献。我说先生的学术思想具有高屋建瓴的“通感”特质，她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先生是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客观事实。先生为什么要将海外华文文学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独立出来，去专门建立一个与之平行的独立学科，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我曾很长时间对此不解。因为早在 1990 年代，学界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搞不了古代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搞不了当代搞海外。”似乎凡是搞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是一些无法介入到学界中心的边缘人物。而先生是学界名家，其学术声誉和人格魅力，都早已是人所共知蜚声于海内外，她为什么要去做这件招惹是非的事情呢? 在未进暨大以前，我以为暨大是侨校，搞华文文学研究是一项政治任务，先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通过与先生的多

次交谈，以及阅读先生这一方面的文章，我才明白先生此举大有用意。先生根本就没有脱离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她是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去拓展比较文艺学的研究空间，进而通过汉语文化的外输现象，去反观华文文学的异域生存，最终使比较文艺学具有自己的理论试验场。这一发现不仅使我消除了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人为偏见，更增添了对先生学术思维与学术眼光的敬佩之意。不是僵化的“守域”，而是积极的“开拓”，将自己所学最大限度地展开运用，这也恰恰反映了先生学术思想的“通感”特质。先生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重大贡献，首先体现为先生对于这门新兴学科的性质认定。饶先生很早以前就敏感地意识到，“海外的华文作家虽都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一切已和所受的异质文化影响相融合，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各自鲜明的个性。”［2］先生还从比较文艺学的理论维度一再呼吁说，必须科学地看待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大要素: 一方面应注意其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承载，以及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其对居住国文化的吸纳与兼容，以及它有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审美特性。故先生指出: “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同其它国家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其相互接触、影响和被接受的情况; 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先生有句名言说得好: 要“用国际的眼光来考察各国的华文文学”［3: 导论］。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已不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单一产物，如果我们仍旧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套路，去研究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落伍之举。先生把海外华文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这不仅改变了学界原有的“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格局，同时也极大地开拓了华文文学的研究疆域。如今先生将过去一直都不被人们所看好的边缘学科，苦心经营成了当今学界中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棵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先生和这一领域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才会有今日的繁荣与辉煌!

先生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她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众所周知，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被认可，首先必须具有本学科的理论规范。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对此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先后写下许多文章，比如《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 《文学评论》1996 年第 1期)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 《暨南学报》1997 年第 1 期) 、《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 《国外文学》1997 年第 1 期) 、《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 《文艺理论研究》1998 年第1 期) 等等，这些论文至今仍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先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亮点，她非常注意去观察华人文学的两种形态，即海外移民的“华文”写作与华人族裔的“英文”写作，并一直都在探索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海外生长的变异机制。在华文写作研究方面，先生强调民族文学异域存在的融入性因素，怎样去维系民族文化之根，又怎样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她主张一定要去寻找两者兼容的交汇点，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去区分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在华人英语写作方面，先生一直都感叹自己外语水平的先天不足，不能亲自去研究和分析华裔作家最真实的文化心态; 但是仅就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而言，先生已让她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涉及了这一研究课题，并且一再要求他们去认真考察族裔写作的文化趣味。通过与先生的多次交谈，我终于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其实是想通过对族裔写作的深入研究，去发现和寻找由海外“华语”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演变规律。这种跨文化研究，无疑也属于比较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先生正是以其比较文艺学的雄厚功底，打通了学界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为我们走向真正的学术自由，开辟了一条“通达”而非“自闭”的光明之路。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忘记饶芃子这个名字，但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和它的理论体系。只要人们承认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存在价值，那就必然要承认先生一生的无私奉献。

我感叹饶先生学术思想纵横捭阖的“通感”气势，但却更赞叹饶先生神思灵动的学术“质感”。如果说“通感”是饶先生学术思想的外部特征，那么“质感”才应是她学术思想的真正灵魂。所谓学术“质感”，无非就是指一个人的学术悟性。学术悟性与学术修养截然不同，学术修养可以从“读书破万卷”中练就，而学术悟性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师，应该说这种天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先生曾多次对我说，她最早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转向了文艺学研究领域。先生显然是在自谦，其实我们与他们那一代学者相比，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古典文学功底———没有古典文学功底支撑，我们对于文学的认知程度不仅难以做到“通达”，同时也更弱化了学术发育的精神资源，对此我们一直都是心照不宣且难以释怀的。只要对比一下我们与先生那代学者的理论文章，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操练得无比娴

熟，可就是缺少了文学的“意味”和文学的“质感”，这恐怕正是我们自己不愿去承认的代际差别吧。
   我个人认为饶先生的学术“质感”，主要体现为她学术思维的“灵动”与“悟性”; “灵动”使她善于发现问题，而“悟性”又使她善于解决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先生学术思维的“灵动”特质。无论是中西比较文艺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先生都不是以宏大而抽象的理论建构、去建立她在国内学界的领先地位; 恰恰相反，先生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重与肯定。现在再去阅读先生的学术著述，我发现“灵动”支配着她的理性判断力，使其对于任何研究对象客体，都会得出一种出人意料的精妙心解。比如先生在谈论中西比较戏剧时，并没有按照学界通常的那种做法，去刻意强调西方戏剧的东移过程，而是更注重于中西方戏剧的互动性研究。先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详细考察，认为从 19 世纪开始，中国古代戏剧的西语翻译，曾对西方近现代象征主义戏剧产生过极大的推动和影响。先生甚至还毫不客气地指出，19 世纪以后西方的象征主义戏剧，明显表现出了西方戏剧家“朝东看”的大趋势，即使是布莱希特最著名的“间

离”论，也留有中国京剧影响的深刻印记。如果说先生仅仅是看出了西方戏剧的中国元素，这还不足以说明先生学术思想的“灵动”特质; 先生的“灵动”就在于她能够跳出“西化”思维，发现了自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话剧的巨大弊端—当西方戏剧正在大胆地借鉴中国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去重新建构西方现代戏剧美学的理论体系时，我们却在淡化这一民族文化的历史遗产，去追寻西方人早已弃之不用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先生对于这种悖论现象感慨颇深，她说: “从二十世纪中西戏剧发展的情况来看，它们都在奔向对方，力图通过一种自我否定来达到新的境地。”［4: 21］但是这种互动的结果是不平衡的，西方戏剧因其得到了东方民族的文化元素，最终推陈出新获得了现代性的价值与意义; 而中国戏剧却在学习西方戏剧的过程当中，尽弃传统，方向不明，迄今仍未摆脱遭人冷落的尴尬处境。先生通过中西戏剧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较早地意识到了新文学反传统的历史弊端，这种大智大勇的前瞻性学术眼光，正是当前学界所极度缺乏的批判理性精神。其它如先生对中西小说历史起源与文体特征的比较研究，对中西悲剧美学思想不同表现特征的详细论述，都能从容自若且与众不同地有所发现，可见“灵动”是先生取得学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再来看看饶先生学术思维的“悟性”特质。我个人对于饶先生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学术“悟性”极高，无论谈论什么问题，先生都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这种天生就具有的学术灵感和透视力，在先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几乎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地步。举一个例子，先生的《中西灵感说与文化差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该文的主旨是要去分辨中西方对于“灵感”的不同认识，但先生却以其极强的思想透视力，谈出了许多完全是属于个人悟性的精辟见解。先生说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没有“灵感”一说，但却并不缺乏“感兴”、“天机”、“神思”、“灵气”之论。先生认为尽管中西方对于“灵感”问题表述各异，然而促使“灵感”生成的“神性”力量则是高度一致的。先生认为西方的“灵感”说强调“神性的着魔”，而中国的“感应”说则强调“似参禅”，“宛若神助”，“中西方古代的灵感论都呈现出和宗教的密切关系，尽管立论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诱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 文学创作中灵感闪现时的不自觉状态，与人们陷入宗教的不自觉思维状态有相似之处。”［4: 6］这真是神来之笔。先生从异域文化中体悟到了一种超文化现象，即无论民族文化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性，“灵感”那种不可言喻的神性因素，都是促发文学想象的原始动力—它没有国界限制，更没有种族之分。“灵感”作为文学艺术的精神动力，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冲破语言障碍的神奇力量。先生从神学与宗教去谈论“灵感”问题，说明先生的学术“悟性”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许多文艺理论问题都属于“唯心”的，心性的东西自然就需要用“悟性”去进行心解。先生的学术“悟性”极高，不仅表现为她对中西方文学现象的敏锐感知，同时也表现为她对作品文本的独特体验，比如她对张爱玲小说的人性写真，对白洛小说艺术张力的深刻感悟，以及对梦莉散文的诗性解读，优美灵动的文字背后，都散发着先生用生命去诠释作品文本的文学激情。

我个人非常敬重先生，也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却不敢说我真正读懂了先生。所以当我提笔写这篇短文时，思绪无限却又惶恐不安，由于个人学术水平的局限性，我自知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谈论先生的学术研究。理由十分简单，先生在我眼中乃是一介名儒，无论用什么言辞去评价先生的学术思想，都免不了皮毛之说，挂一漏万。前面我曾说过先生家学渊源，这也是影响我去深入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一大障碍—先生的家族前辈有国学大师饶宗颐，而饶宗颐那种睿智与通达的严谨学风，明显在先生身上有所体现和继承; 先生的舅父是左翼作家戴平万，而先生对于文学的“灵性”与“悟性”，自然也具有其家族文化的遗传因素。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厚重的文化背景，才会造就出先生那样的思想人格与学术修养，所以我绝不敢去妄谈先生的学问，只能是说说我个人的心得体会而已。

10 年前我刚进暨大，就赶上先生的 70 寿庆，可是由于我在国外访学，没能参加先生的寿诞庆典。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仿佛就那么弹指一挥间，又要为先生举办 80 寿庆了，我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看看我们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也已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再去看看先生却仍旧精神焕发充满着活力，好像时间在先生那里是停滞不动的。我总觉得先生不论是生理年龄还是心理年龄，都比我们要年轻得多，因为她的学术激情从未减退过，内心世界的精神能量依然强大—学术之树常青是先生健康长寿的生命秘诀，故她快乐所以就永远年轻! 仅就我个人所知，先生现在每天仍旧在看书写作，她说自己对于文学还有许多新想法，打算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写出来。比如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远景规划、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过滤筛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等，都已经是成竹在胸，呼之欲出。在先生 80 寿诞之际，作为晚辈的我愿意送上真诚祝福: 祝先生文思如涌新作不断，更祝先生永葆青春永存活力!

参考文献:

［1］ 饶芃子，主编．中西比较文艺学·导论［C］//比较文艺学论集．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2］ 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J］． 华文文学，2008，

［3］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导论［M］//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4］饶芃子．中西灵感说与文化差异［C］//艺术的心境．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